上海团长： 救民于匮乏，还是“趁疫发财”？
“我前阵子买到的小凤瓜，最后一个开出来有点问题，不知是否可以理赔？”6月6日，当收到这样一条私信的时候，Kimi心头一惊。本身，这瓜是5月下旬到货的，已经过去十来天了。同时，随着6月1日解除封控，自己开的几个团生意都不怎么好，大多数没有成团。这时候遇到个想要理赔的。作为团长，Kimi暗想，拿什么赔？难道拿“肉里分”赔吗？过了几分钟，Kimi回复称，自己去问问供应商。又过了几分钟，面对买家追问供应商是否有回应，Kimi一咬牙，回了个“时间过去太久，当时这瓜是熟的，现在肯定过熟，供应商不赔”。见Kimi如此回答，买家立即将坏瓜的照片扔到了Kimi“好物1群”：“你这团购小凤瓜，一单起板三四个，我家不可能吃这么快啊。再说，西瓜这东西放几天就能坏吗？”
Kimi没有接茬。此后几天，Kimi还是不断地将团购信息发到群里，快煮米线、韩式炸鸡……，1群、2群、3群……，她把自己掌控的所有团购群统统发个遍，可着实没什么生意。Kimi这时仍恋恋不舍，想着4月份一度的“辉煌”。当时自己联系到的不少货品，发到1群都是分分钟秒光，轮不到2群、3群的人来抢单。眼看着好光景不再，Kimi不是没动过撂挑子不干了的心思，可转念一想——万一疫情又起来了呢？因此，群，不能解散。货品信息，不能不发送。哪怕没生意，Kimi还在坚持。
Kimi的做法不是个案。据相关方面统计推算，上海团长总数大约有78万人。以八成希望留守来估算，则有超过60万团长对社区团购恋恋不舍。可上海不少社区居委会又在5月底发出通告，声称6月1日解除封控后，“取消”团购。
团购取消得了吗？这些团长中有人在用行动表示，居委会的通知是不能奈何他们的。他们为什么要做团长，且做出了瘾？
从公益起步，走向何方？
自4月初开始搞出小区“好物群”以来，打拼近两个月，Kimi已经成为自己所住小区排名前四的“大团长”。而除了有个据说是居委会指定、联系大商超的老曹以外，Kim和溜麻、San三位团长成了小区销量前三。其中销冠溜麻，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跻身嘉定区带货前20名。这一点，在小区封控后她所使用的带货小程序快团团上一眼就能看出——快团团给她做了排名星标。可即便如此，到了6月初，连溜麻都在自己的带货群里称，“解封以后，大家都重新爱上了快递，复购很多，落地配已经靠边站了”。溜麻之所以能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把团购做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本来的工作就需要和不少食品供应商打交道。疫情起来后，她无非直接将供应商嫁接到小区。自己所住小区居民超过7000人，加上在周边几个大型社区纷纷组团成功，团购队伍迅速壮大。溜麻不仅比去公司上班时还忙，还得在小区里招募不少帮手，才能完成团购工作。
可随着封控解除，团长们也面临抉择。
“如果还是4月中旬，还是封控期间，Kimi大概率会积极理赔。一个小凤瓜三十多元，毕竟不是一笔大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客户资源，怎么会轻易就不要了呢？”有邻居看到Kimi“好物1群”里有人发帖，Kimi和她的团队却置之不理，于是在本栋楼微信群里开始议论。
大家心知肚明，上海本轮疫情发生，特别是4月1日前后封控开始后，溜麻、Kimi、San都是以“公益”为名起步，做起团长的。也就是说，当时这几位团长通过联系到供应商资源，帮助本小区的邻居买到了不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一些食品。以San为例，她认识一个包子品牌的供应商，拿到的价格比该品牌在封控前的商超价都要低。San还在建团购群时声明，每一单她都要拿出适当的量，送给小区的独居老人。一度，小区居民对她印象不错。特别是在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4月初，社区居委、物业、业委会联名发出所谓的“团购管理规定”。其实就是严格限制团购了。可San还是好歹保住了大多数已经成团商品进小区的资格。原因很简单——当她在群里告知大家，这一单小笼包或者那一单小馄饨的团购可能被社区管理者否决后，不少居民就去物业，去居委，帮着San说话。“她这么热心为我们居民采购，又不赚钱，还送食物给独居老人。只要不违反防疫规定，就该让她的货进小区！”
当时负责小区团购“审核”工作的几位，掌握着团长货品进小区与否的“生杀大权”。他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事后记者获悉，除了看这些团长的货源单位是否遵守防疫规定，以及货品是否属于本小区“规定”的生活必需品以外，还得看团长是否从中牟利。如果团长显然从中牟利，则“审核小组”是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的。居委会最为紧张的时候是4月13日以后那几天。当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在上海市第152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称，该局根据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制定发布了《关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的提示函》，或将进一步遏制高价团购现象。
当时，San和Kimi一度还联合起来，发起为社区独居老人献爱心餐活动，以此高调宣扬自己不是做生意赚钱的。随着疫情逐步缓解，这几位团长的劲头不减，反而越发大起来。毕竟前期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譬如San搞了某大商超品牌面包团购，在4月份的时候以59元12只的价格团购大牛角可颂面包。一些居民感觉，疫情前，在上海的各类面包房里，大牛角可颂单只起码得卖十来元。可见，San在疫情期间给大家谋福利了。然而，收到货后大家发现，包装盒上标明了每盒价格48.9元。如果以此来算，San每单可以赚10.1元。以团到100份计算，则能赚超1000元。有人毛估估算了算，以4月上旬San在本小区的开单量算，她估计能赚大好几万——这还不算商家返扣。San当时在群里连连解释称，这标价与她的拿货价无关，供应商是按照59元供货的。“难道你一分钱不赚，义务劳动？”有人在群里问，San却突然静默。
过了几小时，她开始团其他品类物资了。直到有居民确实仍感觉这个牛角可颂是疫情期间难得的划算面包，又求她复购。5月25日，她开出的是——79元，一份牛角可颂加一份5斤蔬菜。“团长，为什么还搭售啊？”“团长，这可颂的价格为啥这么高呀？”“因为有采购资质的人去采购哦。然后还要找司机去自提，他们不送我们这边远的。”San如此回答。可这一单“可颂+蔬菜”愣就没成团。隔了两天，她改回59元单团可颂，最后勉强在解除封控前成团。
仔细看溜麻、Kimi、San这三位团长，确实有共性。她们一开始都是因为联系得到货源才开团。在疫情封控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以公益之名一下就拉到了不少“粉丝”。然后，迅速摆脱单打独斗的局面，招募“志愿者”帮忙分发物资。同时，老公等家人投入团队，形成了类似分销商一样的“小微企业团队”。此时他们已经不再猛打“公益”，而是各种带货——甚至面膜、化妆品、空气炸锅也开团了。
但这几位社区团长也有不同之处。比如据说溜麻本职工作就是与一些供应商打交道。一些供应商在疫情未起的时候要向酒店、餐饮单位供货，疫情之后，堂食取消，供应商也愁没销路。溜麻闻讯后牵上线，供需双方都满意。一旦疫情结束、社区团购取消，对溜麻来说影响有限——大不了她回到既往的轨道，重新做原来的供应链条线。
而Kimi和San是在疫情起来以后参与到做团长的“事业”中。在尝到甜头后，她们感觉做团长比上班来钱快多了。可她们忽略了——上海疫情期间的团长，许多是有本职工作的，只是为了疫情期间帮助社区居民才挺身而出当团长，真不是为了赚钱。而如果在当团长期间赚钱了，该如何呢？对此，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久余律师是这么解释的：“团长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是平台向团长返佣的模式，平台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倘若在完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则难以保证团长缴税的合规性。”这时候，从公益起步的一些团长们，真的需要看看脚底下的路该走向何方了！
殊途不同归，有人倦了
比起Kimi、San和溜麻来，老曹这个团长是实名的。起码在本小区，大家都知道他姓甚名谁，他已经是最大的名人了。在封控之初，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问题，镇里给社区牵头联系了一家品牌大商超。居委会商量下来，选中了本社区居民老曹来牵头当团长。3月底那阵子，可把老曹给忙坏了。一旦超市拿出供货清单——各种猪肉：夹心、里脊、五花肉、肋排、汤排，还有土豆、绿叶菜套餐之类，他就要制表，然后发到群里。买货的居民留言需要哪些货，他再根据留言制作一张表单，然后请居民在微信群里以定向转账的方式打钱给他。
这通乱！有的居民不会定向转账，发个红包有之，还有人抢红包成瘾的顺手就截了，再倒查，再吐出来；还有的居民说，自己是老人家，要找到老曹家里付现金。这疫情期间，老曹不敢答应。总之，每一次开团，光是算账，老曹都得忙上五六个小时，且往往进账和出账对不上，自己要倒贴几块钱。“倒贴的钱确实不多，就几块。不高兴再问大家收了，也找不到是谁付错了。”老曹在群里吐槽。因为揽上这么个团长活计，老曹的老婆一度天天数落他，说他白给居委打工。也有人跟老曹的老婆说，老曹并不是给居委打工，而是为居民服务。不过老曹也尝到甜头了——他建的微信群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感谢他，说是没了他，自己家里开火仓都困难。
外加比起后起之秀的Kimi等几位团长来，老曹根本不需要自己去一栋楼一栋楼送货。居委会给他安排的志愿者把消杀、送货的事都干了。老曹甚至发现自己在群里一呼百应起来。譬如他号召大家轮到全小区做核酸，就一定要下楼来做。大家在群里纷纷响应。居委会都觉得他的号召力巨大、管用，把原本发给楼组长的、要求在楼组转达的通知先给老曹，让他在团购群里先发。
对类似老曹这样的团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分析认为，在疫情下找得到靠谱品牌货源的团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社区里的意见领袖。品牌或者供应商进入社区团购领域的目标是获得更多意见领袖，通过团长来寻求社交圈的突破口，将社交电商业务渗透到社区，因为人际关系对于电商而言可以变现。”
但怎么说，老曹都不算成功者。在居民认为他提供的品牌商超供应靠谱后，买者成倍增加的情况下，老曹无法通过微信定向收款来走账了，据他说是因为额度已满，他又不愿意用快团团之类小程序，说是自己并不赚钱，怕年底反而要因此多交个人所得税。在居委会和楼组长的帮助下，老曹在每栋楼里找到一名“小志愿者”，每次帮着分发货品信息，再在本楼负责统计收款，最后汇总到老曹这里。“小志愿者”还帮着老曹发货。可到了封控后期，有人怀疑老曹已经拿不到先前那家品牌供应商的货品，而是打着该供应商的名号，从其他渠道进货以次充好。如此一来，小区里的各路志愿者不乏不愿意跟着老曹干的。到6月1日社区宣布停止团购，老曹师出无名了，也只能歇业。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本职工作，也得上班了。
作家董鸣亭早在封控解除之前就歇业不做团长了。“那一口春味等你来咬，味道‘茭’乖灵”，董鸣亭是看到青浦练塘茭白上新的一张海报，才做起团长的。“比起阿拉封控在小区里，看看青浦的农民也作孽的，眼看着茭白丰收，却没法卖出去。我就想到，得设法帮帮他们！”董鸣亭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我当时知道邻居韩老师曾经帮着大家团豆制品，不赚一分钱的。既然她有经验，我就把青浦练塘团购茭白的信息发给她。我俩一拍即合，到居委会报备后，就开团了。”董鸣亭告诉邻居们，青浦茭白送到上海市区，是50份起送。没想到大家一听是助农团购，又深知练塘茭白货真价实，纷纷参与。“我们小区1200多户人家，最终团了600份，1500公斤！”这数量，把董鸣亭自己都吓到了。好在茭白到货后，志愿者们帮忙分拣，很快就分到了邻居们手里。之后，董鸣亭又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转发了练塘茭白信息，她的朋友闻讯后也去团购，不仅团购了茭白，还团购了当地产的鱼鲜。
练塘镇人大主席朱红珍对包括董鸣亭在内的上海市区的团长们特别感谢。在疫情封控期间，朱红珍一直帮着农民卖茭白。“好在有团购，否则我们镇里许多农民这一季要白辛苦哉！”朱红珍说起今春的茭白采收，简直心有余悸。南汇的玉菇瓜、8424西瓜，包括4月下旬上市的上海各郊区本地蚕豆，都因团长给力，而在疫情之际换了一种销售模式，且终究卖出去了。
4月27日，知名博主“赵小姐失眠中”赵若虹就发帖称：“小刘昨晚提起有个团本地蚕豆的，不知能不能成团。那多很严肃地说，肯定能！有哪个上海人现在会不想吃本地豆？果然以史上最快速度成团。今天我们一天的日程，都是围绕着这十斤本地豆安排的。”然而，当封控解除以后，这些团长纷纷“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还是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去了。
“其实也是倦了。” 家住上海静安区的倪华如此说，在封控初期，他和几个年轻人发起社区团购，无非为了让大家“吃饱”。“考虑到商品品质、售后服务以及定价等问题，临时成为团长的年轻人们只考虑发起光明等保供企业的商品团购。”倪先生说，“正规的供应商，包括山姆、光明、金龙鱼这类，不会有佣金方面的潜规则。例如之前我们组织过金龙鱼的团购，一共下单了80桶油、46瓶麻油、160包酵母，总价大概在8700元左右，官方给到团长的提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些提成团长有时候还得多多少少用来酬谢志愿者。”包括市郊农产品亦是如此。南汇果品公司相关人士就告诉记者，不存在给团长返点的情况。如果购货量大，可以适当打折，都有正规发票。这样的情况下，倪华说：“6月1日解除封控以后，凡是不加价、佣金很低的团，也就是公益团，基本都退出了。”
暗藏涉税风险
“疫情退却之后，很大一部分团会解散，会逐渐失去活力。因为临时团长要回归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福建福牛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聪如此分析。
在封控期间，一些企业也发动员工做团长。这又是另一个类型。5月22日，光明食品集团总裁徐子瑛在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91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疫情期间，该集团要求员工以“一个光明人就是一个供给站”的方式，让每一位光明员工在所在居民区内做好保供团长，为本小区居民提供来自光明集团的生活物资保障。
“做事我是认真的，可以说我的能力不足，但是不能谴责我的态度。”这是常乐的微信座右铭。她是某连锁大卖场员工。疫情期间，也成了该连锁超市的一名团长。她组团的购物群比较特别，总是推出该品牌大卖场的会员价商品。譬如5月下旬就推出原价69元、会员价59.9元2.5公斤的妃子笑荔枝。不仅价格比别家便宜，且到货后居民都说新鲜。常乐介绍，在非疫情封控的城市，他所服务的品牌大卖场实体店里此类荔枝当时就是卖69元，唯有会员才能享受59.9元的会员价。可在疫情封控期间的上海，跟着她这个团长，就能享受到会员价。记者在她的群里看到，她经常展示会员卡销售的信息。到了6月份，她这个团长再次重申自己只是商家工作人员，并推出6月12日、19日、26日，以及7月3日的会员店线下体验活动。“活动当天仅限40名顾客，大巴接送到南翔镇丰翔路卖场大门口”。
类似的情况在一些社区生鲜超市也有所体现。疫情期间，店长变身团长。自6月1日社区声明取消团购以后，这些生鲜商店以预售的名义在App上建立网络货架。在疫情期间于网上结识的客源，终究有了落地的机会。
比起这些相对来说较为规范的商超团长变身回原来的角色，一些赚差价的团仍然坚持不退，甚至还有冒进。倪华称，“这些团长现在更像是代销而不是社区团购，因为这些商品已经没有成团的件数要求，而且现在都通过快递发货，不需要团长进行分发，模式和社区团购有区别。而且快团团在微商或者拼多多商家上用得也比较多”。
在疫情封控告一段落以后，目前需要厘清的是——疫情期间的团购，团长到底是在做公益，还是在寻找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哪怕同一位团长，在疫情的不同阶段，角色可能也发生了变化——从公益团购向商业团购转变。在商言商，这些寻求新商业模式的团长，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可能暗藏涉税风险。
很多团长通过微信、支付宝或个人卡收款，而监管方已经打通了银行税务信息，所有的个人收入、银行记录、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收款都纳入了银行监控之中，与纳税记录联网，是否合规纳税是非常清晰的。
团长们如若想长期稳定地做团购业务，需要认真考量合法合规性，直播行业的税收大整顿就是前车之鉴。目前，一些省市已经出台“关于征求《网络社区团购经营规范（征求意见稿）》”之类文件，从地方立法的角度去审视社区团购问题。（主笔 姜浩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