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医院里，广场舞是怎么跳起来的

　　运行整整77天后，上海首个市级万人方舱——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以下简称“新国博方舱”），终于完成收治任务闭舱。

上图：航拍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

　　2022年6月15日中午，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总指挥、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副书记王伟、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孙晓东、第十人民医院副院长吕中伟、龙华医院党委副书记高炬一道，为新国博方舱的大门贴上了封条。

　　这是来之不易的一刻，是很多人翘首以待的一瞬。从世博方舱到新国博方舱，再到公惠医院定点医院与上海国际赛车场方舱，仁济医院医疗队先后在三家大型市级方舱与一家区级定点医院参与建设、医疗救治和管理。

　　4月初，一段新国博方舱内医护和患者共跳广场舞的视频，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还有不少年轻感染者把自己在方舱医院里练瑜伽、健身的视频发布到网上。

　　要让轻松愉快的广场舞能跳起来，离不开方舱的有序管理、物资保障，以及医护人员对病患身体健康的时刻关注，背后是许多人的默默付出。在三家市级方舱驻守过的仁济医院医护们，经历了太多困难和考验。对于这81天的经历，郑军华用了三个词总结：专业、敬业和科学。

收治，面对排成长龙的转运车如何闯关

　　从3月下旬开始，为阻击新冠疫情，上海共启用了10家市级方舱医院，大多是由大型展览馆迅速改建而来。除了市级大型方舱，上海各区也陆续改建、启用了多家区级方舱，主要由学校、公寓楼、写字楼改建而成。

　　方舱医院的初衷，主要是将阳性感染者与其他人群分隔，为“四应四尽”提供了重要保障，从而阻断病毒传播。

　　疫情高峰时，上海市级方舱在院人数达到8.64万人，区级方舱18.48万人。其中，规模最大的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共收治17.4万余人，新国博方舱累积收治47920人。

上图：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在方舱医院主持交班会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是最早参与方舱救治任务的医院之一。《新民周刊》记者6月中旬在新国博方舱见到郑军华时，发现他清瘦了不少。过去的两个多月，郑军华带着队伍四处征战，太多的事务需要处理，让他养成了走路带风的行事风格。回顾整个过程时，一个个细节在他的讲述中展开来。

　　3月25日上午，在一场初春的大雨中，246名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乘坐7辆大巴，驶向世博展览馆方舱医院。

　　两年前，郑军华是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领队；这一次，他带领队伍，在家门口奔赴抗疫一线。最开始在世博方舱，后来转战新国博方舱，郑军华负责的都是特大型方舱。

　　26日上午10 点，上海本轮疫情中，方舱医院第一批大规模收治病人开始了。

　　那一夜世博方舱的紧张场景，让很多仁济人难以忘怀。

　　3月26日傍晚，世博方舱外，密密麻麻的人群，久久不停歇的嘈杂声，化成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从四面八方涌来。转运阳性感染者的车辆，在方舱医院外马路上排起长龙，车队蜿蜒出“L”的形状。焦急的司机们看车队移动缓慢，甚至有人开始争吵。

　　另一边，下车等待入舱的阳性感染者同样焦急，他们原本在酒店隔离，不免抱怨：“我们在酒店好好的，为什么要被拉来这里？为什么来了还不让我们进去休息？”

上图：世博方舱医院H2舱收治首批患者。

　　嘈杂声中，护理部主任陈敏和其他医护一起开始了当晚的登记入舱工作。“世博方舱有三个舱，我们H2最先投入使用，2500个床位。26号从上午到下午6点前，我们只收了大概500个患者。没想到，晚上还有这么多人等着我们。”陈敏对《新民周刊》说道。

　　起初，一辆救护车上下来五六位感染者。后来，运送感染者的车辆变成了大巴，一辆公交下来三四十人。收治数量远超预期的感染者，医护们赶紧调整计划，按照性别进行初步划分，尽快让全部感染者进舱。

　　那天的收治一直持续到凌晨，2500个床位，只用了18个小时几乎全部收满。事实上在疫情前期感染人数迅速上升时，几乎所有的大型方舱医护都遇到同样的问题：方舱医院无法提前知道第二天接收的感染者人数。

　　仁济医院246名医护在世博方舱工作一周后，迎来了第一批出院的感染者。

　　接着是4月初，部分医疗队员作为管理组前往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国博方舱。

　　转战一个条件比较成熟的方舱，困难会不会少一点？答案是“不会”。新国博方舱综合协调组组长秦骏介绍，来到新国博方舱医院，仁济医院管理团队连续多天通宵达旦，根据新国博方舱医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管理团队各部门在实战中学习，逐渐完善，和各省市医疗队磨合调整。

　　4月10日新国博方舱医院首批700余名患者出院，最多一天出院超过6700人。

　　秦骏介绍，44人的管理团队中，有25名党员，平均年龄只有35岁。在郑军华的带领下，他们与来自天津、湖北、江西、陕西、山西、贵州、河南的援沪医疗队以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共4500余人齐心协力，维护着方舱医院的有序运转，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出院的市民。

　　面对空前严峻的疫情，难免出现各种突发状况。新国博方舱运行期间分10个舱。每天，护理工作中各队遇到的问题会汇集成一本护理专班组工作日报，日报交给管理团队后会同其他各条线的日报汇总分析，以最快的速度统一协调解决。

　　《新民周刊》记者在新国博方舱看到了这些工作日报。其中4月27日的“需要协调解决的工作问题”写着：“全身镜、黑色垃圾袋（患者出院打包）、时钟（更衣区使用）、火钳（处理脱衣区细小垃圾）、喷壶（患者出院消杀）等物品，申领无果。”第二天，这条问题再次出现，表述变成“多次申领无果”。4月的最后一天，这条问题消失了，表明已经得到了解决。

　　一摞厚厚的护理工作日报，是81天里方舱工作的缩影。时间进入5月中下旬后，日报中的“问题”一栏，通常只有一个“无”字。

　　方舱内的工作在刚开始是最艰难的，因为几乎全部事情只能靠医护自己做。有热心的感染者看到护士太辛苦，主动伸出援手。秦骏告诉记者，世博方舱和新国博方舱，都先后成立了患者党员与志愿者队伍。他们不仅能分担医护人员和工勤人员部分工作，他们的出现还能给病友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新国博方舱累积收治近5万人。对感染者的照顾，除了加强营养、对症治疗和多休息，作为总指挥，郑军华还非常重视中医药的作用。组建方舱团队时，郑军华特别点了医院中医科主任的将，并与市中医药管理局领导、龙华医院中医专家等对接。

　　在这5万人中，儿童和老人的比例占近20%，郑军华最关注的也是这“一老一小”。“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上，决不能丢下一个人。”“新冠病毒毕竟对免疫系统是一次打击，而且老年人接种疫苗的比例不高，所以病毒对老年人打击可能比较大”，郑军华说，“对于儿童，除了格外关注部分有先天性疾病的群体，我们也考虑到中国的传统伦理，尽量让他们和父母在一起，所以会有亲子方舱。”

上图：新国博方舱医院儿科查房。

出院，单日6700人背后的细节

　　仁济医院风湿科护士潘蕾，是新国博方舱管理团队护理组的一员。每天她需要和同事一道巡视各个舱。她们和医疗队、病患交流，协调解决问题。这样的巡视，通常从每天上午10点开始。

　　同样是每天上午10点，综合协调组组员方伟林开始了“高强度用眼”的工作。他原本是仁济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在新国博方舱，负责所有出舱病人的转运信息核实。从上午10点坐在电脑前，盯着密密麻麻、囊括上千人信息的表格，一直持续到深夜，直到把第二天转运车辆的信息表格打印好，交给方舱的门卫，他才能放心休息。

　　方伟林说，感染者的入舱、出舱这项工作看起来技术含量不高，但是难在细致。出院这件事对于每个感染者都很重要，不能弄错任何人。

上图：新国博方舱医院患者接受中药治疗。

　　阳性感染者在方舱内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阴性，便达到了医学上的出舱标准。正常情况下，符合出院标准的人会在前一天上午得到通知，等待转运大巴的到来。这个看似普通的过程，实际上是多方核实和协调的结果。

　　4月13日，新国博方舱6700人出院，是单日出院人数最多的。

　　“那天上午10点拿到连续两次核酸阴性的人员名单，发现竟然有6700人。”方伟林告诉《新民周刊》。拿到名单后，方伟林首先自己会检查一遍，之后，他把名单按照10个舱拆分，各个舱的医护去核对。“一是核对这些病人是否同意出院，有人可能想等家属一起出院，或者其他原因，暂时不想出院；二是核对他们的地址是否正确。另外，医护人员会评估部分人的身体情况，不宜出院的患者会建议留下观察。”

　　到中午，方舱内的信息核对工作基本完成，方伟林把各个舱的名单汇总，按行政区拆分。最晚在下午4点，他要把名单上报到上海各行政区，各个区的民政部门负责出院病人的转运。最终，民政部门会把具体的转运车辆信息给到方伟林，他再把这些整理成表格，交给门卫。通常，这时候时针已经指向子夜12点。

　　方伟林负责的是常规的出舱转运，但是在方舱医院，还有一些计划外的转运发生。

　　4月13日，6700人从新国博方舱出院这一天，仁济医院驻上海国际赛车场方舱医院（以下简称“F1方舱”）领队、仁济医院宁波医院副院长樊翊凌，第一次来到嘉定区的F1方舱，他抬头一看，首先想到的是“帐篷式”方舱如何防风防雨的问题。

上图：上海国际赛车场方舱医院收治患者。

　　就在那天，上海暴雨、大风、雷电“三碰头”。晚上，上海某个简易方舱漏雨的画面传遍社交媒体，也牵动着人们的心。因此在F1方舱，防漏雨的问题从一开始就让樊翊凌高度警惕。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4月25日。从早上开始，上海相继发布雷电、大风两个黄色预警。午饭过后，黑云压城。仁济医院团队和方舱的安全督导组商量决定，必须要把病人转走，转到更安全的方舱。

　　两小时后，90辆公交车排成壮观的长队，停在了F1方舱的外围。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多，5000多名患者被成功转运至国家会展中心方舱。

2万份盒饭，怎样发到每个人手上

　　在新国博方舱，10个舱共有14000余张床位。疫情最高峰时，床位几乎收满，加上两千多人的医护团队，以及各种后勤保障人员，整个方舱的人数超过了两万。

　　一个两万多人的空间，就是一个小型社会。除了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治，如何保障这个小型社会安全、正常运转，也是一个大问题。

　　《新民周刊》在新国博方舱采访时，仁济医院管理团队分管后勤的副院长陈尉华仍然在为各种物资的安排忙碌着。最高峰时两万多人在这里，吃饭就成了一件大事。

　　两万多人的伙食，首先数量上不能有太大偏差。订少了，怕有人吃不上；订太多，容易浪费。随着时间推移，在订餐数量上摸索出经验后，陈尉华和团队努力满足不同人在饮食上不同的需求。最终，他们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了糖尿病饮食、清真餐、素食、软食、半流食、儿童餐等各种特殊餐。

上图：仁济医院方舱管理团队送别支援上海的山西医疗队。

　　除了吃饭，两万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垃圾更是惊人。陈尉华告诉《新民周刊》，平日在仁济医院东院，正常情况下一天的医废垃圾不过2吨上下。而在新国博方舱，这个数字单日最高曾达到过47.2吨，平均每天也有14吨。

　　“在方舱，阳性感染者用的床单被套，还有拖鞋，凡是日常一直用的物品，都算被污染的医废垃圾。”面对如此巨大体量的医废垃圾，除了在实践中要做到“日产日清”，仁济医院团队也制定了相应的医废垃圾流线图、收集流程处理图。

　　精细化管理，以及最终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流程，是仁济医院管理团队先后在三家大型方舱一贯坚持的追求。秦骏告诉《新民周刊》，大到方舱医院和方舱内定点医院的建设管理，小到方舱的急救车使用、订餐送餐以及夜间送药等等，仁济医院管理团队在这81天里形成了一批编撰成册、可复制借鉴的经验。

　　这些宝贵的成文经验，郑军华认为未来仍然可以继续发挥价值。“我们现在都是爬过山的人了，以后不能在平地上摔跤。如何避免再摔跤？我们要重视这些细节，要一直按照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标准和要求做下去。”（记者 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