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工作者面对的现实问题

　　2022年春季的全域封控，不仅让上海的居民重新认识了居委会，还更多地接触了“社区工作者”这个名称。

　　社区工作者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和“社会工作者”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上社区工作者的岗位？他们能否当好居民身边“最亲近的人”？

“为什么到社区工作”？

　　社区工作者，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2年7月最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社会公示稿中，被归类为“村和社区工作者”，定义是“从事村和社区党建、治理、服务工作的人员”。在现实中，人们最常接触的社区工作者一般就是走进居委会能见到的工作人员，包括居民区书记和居委会成员。

　　1985年出生的高晶晶是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上缝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她已有十余年的社区工作经历。“我还在读大学时，就担任了家里所在居民区的团委书记，协助居委会做了一些工作，对社区工作者有所了解。”因此，在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二年，她通过徐汇区的社区工作者招聘，先是到龙华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岗位工作了两年，后来又应聘当时的“专职党群工作者岗位”，开始进入居民区工作至今，上缝新村已经是她任职过的第三个居民区。在她看来，对社区工作的热忱，是她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也是一直以来的动力。

　　与高晶晶这样的“原生”社区工作者不同，1981年出生的王奕萍到龙华街道龙南五村居民区工作之前在企业担任高级销售，后来考虑到就近照顾家中老人，3年前应聘了社区工作者。比她早一年多到这个居民区工作，如今担任居委主任的张艳有类似经历：1976年出生的她，之前担任外企的销售部门管理人员，工作忙碌经常需要出差；后来因为家中老人生病需要照顾、孩子也需要抚养，做了几年全职太太后，选择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社区工作者的岗位要求中，对户籍或实际居住地要在本居民区的辖区范围内有明确规定。这种“属地化”原则可以让社区工作者拥有与社区的天然情感连接和一定的了解，同时必然让“离家近、方便照顾家人”成为一部分人最初选择岗位的动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如今社区工作者中女性居多的现状。

　　“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发布了“1+6”文件，也就是‘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系列文件，很大程度上就是推进社区体制改革，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城乡社区、核心是人。其中有专门的一个文件对社区工作者的界定、职责、管理、待遇等各方面做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主任、副教授徐选国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说，在“1+6”文件逐步落实后，社区工作者的待遇逐年提高，较以往有了显著提升。

上图：2021年11月19日，来自北外滩街道的优秀选调生、北外滩街道社区工作者、青年志愿者参加“彩虹俱乐部世界咖啡屋”青年议事会。

　　据报道，2019年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指导薪酬基数为8211元/月；黄浦区2020年为9000元/月，宝山区从2020年7月开始调整为约9200元/月。待遇数额每年会根据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6”文件之后，上海社区工作者普遍年轻化、学历层次也提升明显。高晶晶说：以前，社区工作者里还有不少从退休人士返聘回来的“阿姨爷叔”；而当前，社区工作者的出生年份集中在1975到1985年的区间，并且“90后”已经逐步登上舞台。

　　徐选国观察发现：近几年，各区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社区工作者成为趋势；同时，越来越多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到社区工作。这让社区工作者招聘的竞争性越来越强，近些年有的社区工作者岗位报名和录取比例达到20:1，有的甚至达到将近50:1。

　　他还发现：有一部分在社会组织从事专业服务好几年的社会工作者，也选择考入社区工作者岗位。在他看来，社区工作者的队伍将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他们掌握的理念、方法可能逐渐推动传统社区工作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无奈的“疲态治理”

　　“工作比较稳定，也比较轻松”，这是王奕萍在入职之前对社区工作者的想象。然而，当她真正开始这个岗位的工作时，发现和想象有很大的差别。2019年8月她在龙南五村居民区入职，负责卫生条线的工作，推行垃圾分类成为重头任务。“工作量真的是满满的，和‘轻松’二字完全不搭界了。”后来新冠疫情暴发，居民区防疫的重任一直延续至今，她和居委同事们的超负荷工作已成常态。当初想着“照顾自家”，最终“以社区为家”。

　　在很多社区工作者看来，实地走访辖区内的居民，面对面地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应该是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不能只在微信群里发发通知，那样是没有感情的，何况还有不少老人不会用微信。”例如，龙南五村和上缝新村都是户数2000多、人数近4000的大居民区，而社区工作者只有六七名，平均每人要负责联络300多户居民，即使是重点走访，也是相当耗费时间精力的。“有的居民需要我们上门走访很多次，他才会熟悉我们、建立起对我们的信任。”高晶晶说。

　　然而在实际中，社区工作者往往要应对来自上级各个政府部门大量的评比、检查、督查等事务性工作，要花很多时间在搜集各类数据、填写各种表格上，用于走访居民的时间被大大压缩。“有的居民说：你们怎么总是在敲电脑、玩手机呀？可我们真的不是在玩，我们也不想一直在填表啊。”一名社区工作者无奈地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

　　最让他们有挫败感的，还在于这些数据报送或台账工作常常是重复性的，各个部门之间问居民区要同样的数据，同一个部门也会在短期内让居民区报送好几次一样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的填报平台，有的必须在电脑上操作、有的在手机App上、有的在小程序里、有的要做成表格文件……社区工作者不得不在十几个平台间来回切换。数字化并未带来工作的高效，反而增加了社区工作者的负担。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是前些年人们常用来形容社区工作者状态的话语，从“1+6”文件以来，上海各级政府也在尝试为社区“减负”，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有的社区工作者还发出了“这几年负担是越‘减’越多”的感慨。

　　事务性工作太多，服务居民的时间必然就会减少。这种矛盾在平时可能还不明显，但在2022年春季上海因新冠疫情采取的全域封控中，社区工作者和居民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部分居民认为社区工作者“不接地气”，而社区工作者为转运阳性感染者、消杀环境、组织核酸检测、为居民配药、发放生活物资等，往往已竭尽全力、心力交瘁。龙南五村是龙华街道最早开始封控的居民区。“2022年3月16日到5月31日，我和书记、主任助理三个女人就住在居委的一间小屋子里，抗疫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抱头痛哭，哭完了还是继续工作。”张艳回忆那段日子时表示，虽然有不被理解时的痛苦，但每当自己的付出得到居民的认可，她们心中又总是充满了感动，获得价值的认同。

　　长时间的全域封控是一种特殊状态，它把社区工作者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处理推到了再也无法回避的焦点。徐选国表示，他走访了大量的社区工作者，感觉他们目前时常处于一种“疲态治理”之中，永远没有尽头地做着琐碎的事情。“非常规状态下社区工作者全力维护着社区大众的安全，如果回归常态化阶段，应该大量减少他们日常化的行政事务，让社区工作者回归社区、回归生活、回归与社区居民大众紧密连接的生活情景中来，让他们与居民真正朝向建设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五社联动”意在破局

　　职业上升通道的局限，也是社区工作者队伍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高晶晶当年应聘的“专职党群工作者”，给出了“在社区工作满6年且考核优秀后可以转为事业编制”的政策，但如今这样的机会已不再有了。目前，从一般的岗位开始，社区工作者可以升为居委副主任、主任，或者担任居民区副书记、书记，但这些职位并不对应任何事业编制，仅书记可以享受参照事业编制的待遇；他们也无法直接被提升到行政体系中去。

上图：2021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上海莘城学校考点。

　　“我们还是希望能再对优秀的社区工作者开放一些对应的事业编制，或者让社区工作经历成为他们将来自行考取公务员之后能被实在认可的基层工作经验，这样有助于提升社区工作者岗位的吸引力。社区工作确实还是需要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的。”高晶晶表示。

　　尽管编制方面难以突破，但社区工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学习培训来增强专业技能。近年来，各地都为社区工作者组织培训，鼓励他们考取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社区工作者常自我简称为“社工”；不过在高校、社会组织等领域，“社工”对应的含义一般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

　　这两个“社工”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社会工作者工作的场景不只在社区，而且更加专业化；而社区工作者在实践中经常需要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技能，在他们通过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后，也可以同时成为持证的社会工作者。

　　已经获取中级社会工作师证书的高晶晶认为，掌握社会工作的能力，可以让自己的社区工作更有持续性，更成体系。而正备考助理社会工作师的王奕萍也表示，社会工作中的一些原则和案例，对处理实际工作提供了帮助。

　　除了自身成为有资质的社会工作者，与来自第三方专业社会组织的社会工作者合作，也是社区工作者突破自身瓶颈的有效方法。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居委成员人数只能在5—9人，那么即使加上书记、副书记，一个居民区的社区工作者岗位最多在10人左右，而现实中上海的居民区常见的配备在六七人。人数太少，而要完成的服务居民的工作太多，就必然要靠整合不同领域的力量来补充。

　　当前，中央为基层治理设计的机制是“五社联动”，包括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其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是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像老居民楼加装电梯这样的社区事务，我们就引入了第三方的社会组织，他们的社会工作者，能为居民提供非常细致到位的咨询服务。社会工作者对居民区里困境群体的帮助，也实实在在为我们分担了许多工作。”张艳说。

　　有效整合社区志愿者的力量，同样是社区工作者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上海的全域封控中，志愿者为社区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惊喜地发现，那些封控中涌现出来的年轻志愿者，并没有很快散去，而是持续地在为居民区服务。”王奕萍说，现在每周的例行核酸大筛工作里，依然有不少年轻志愿者特别活跃。工作日晚上的筛查，他们一下班就往小区里赶，连饭都顾不上吃；周末早上的大筛开始得很早，他们也放弃难得的睡懒觉的机会，总是准时上岗。“我想，抗疫的‘大考’让他们与我们互相了解与理解，以后我们也一定会和他们紧密合作，让他们成为服务社区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民政部还在全国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这里的“社工”，指的是社会工作者。截至2022年6月30日，全国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站2.1万余个，5.3万余名社会工作者驻站开展服务，七个省份实现了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17个省份覆盖率已超过50%，全国覆盖率达56%。

　　“民政部推进的社工站建设，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补齐全国基层民政力量薄弱短板、实现民生兜底保障的功能，而这种普遍性的社工站角色和职能在上海基层治理中已经得到较好的实践了。”徐选国认为，上海的社工站建设定位应该是发挥资源整合平台作用、精准输送社会服务领域的“高精尖服务”、积极应对社区的复杂治理议题。

　　在徐选国看来，如果能推动高质量社工站建设且岗位薪酬有竞争力的话，那么，它对目前社区工作者中持有中级社会工作师证书且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而言是一个好去处。进入社工站，同样能为社区服务，彰显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