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风情在菜场

　　至少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的叙事内容大多数有一个农村背景，比如，作为候鸟的大雁是如何飞往南方的、农民从燕子和布谷鸟那里获得了春天的信息、保护青蛙与粮食丰收的关系，麦子收获后可以吃到新麦馍馍、蚕宝宝是如何吐丝的、大雪对越冬庄稼的意义、打谷场上妈妈对地主的控诉等等，相比之下对城市生活的描写非常少。

　　因此，在好奇心很重的城市孩子眼里，小菜场就是一个美丽新世界，那里隐藏着课本里没有的知识，点点滴滴又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市民排队买菜的情景。

　　当然，小菜场里的师傅不是老师，他或她整天都在忙碌，不承担科普的责任，一切要靠你自己去发现，去琢磨。这个时候，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就有了优势，因为早早地成了父母的小帮手，就多了一个观察未知世界的机会。

　　承担日常生活物资采购的主力当然是家庭主妇，家庭的经济大权历来是女人一把抓，这也是上海人家的传统。现在上海小菜场里男人越来越多见了，这可视作“妇男”解放的象征。

　　在计划经济年代，去小菜场不仅要带上钱包，还要带上花花绿绿的票证，买鱼买肉买鸡蛋，甚至买块豆腐都要凭票。尤其到了国庆或春节，小菜场会突然呈现供应充足的欢悦场景，如潮水般涌动的嘈杂与喧哗令人兴奋，无规律的市声中夹杂着两三声短促而紧张的吆喝。

　　清晨的空气往往是潮湿的，从水产和家禽腹腔内部逸散开来的腥臊气味，与咸肉的微弱却异常顽固的哈剌味，被压得很低，挥之不去，倒并不十分令人讨厌，毕竟能让人联想到餐桌上的美丽画面。

　　妈妈带着钱包和票证，买来了一篮子鱼肉鸡鸭，还有蔬菜。这个过程通常有点漫长，因为小菜场虽然设有数十个摊位，师傅的动作与心算也十分熟练，但每个热门摊位前都会排起长队。主妇们还喜欢找面熟的师傅，爽朗地打声招呼似乎就能买个放心。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开后门没那么容易。

　　慌乱之中很可能忘了什么，比如葱姜之类，所以回家后差孩子再去小菜场补充。孩子总是得了鸡毛当令箭，小胸脯挺得高高的，手里紧紧攥捏着两张小票往小菜场里狂奔的心情，今天的孩子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我家附近有两个室内菜场：八仙桥菜场、顺昌路菜场，如果去福州路菜场的话要坐17路电车，这会增加买菜成本，非必要不会经常去。福州路菜场在老上海口中也叫水产公司，以水产品种丰富而著称，我记得妈妈多次去那里买大闸蟹和河虾。事实上，太平桥和八仙桥两个菜场也不常去，离我们家最近的是吉安路菜场，出了弄堂走几步就到了。它是露天菜场，马路两边都是紧密相连的摊位，估计有一百多米的长度，最繁胜时还有少量摊位延伸到东侧的两条支路上，如果那时有无人机的话，升空后就可以看到一个F字母。

　　每个摊棚长有四五米，高两米多，用手臂粗的毛竹搭建框架，上面盖油毛毡以遮阳挡雨，到冬天就苦了，刀子似的寒风从四面八方刮来，我看到师傅的手都是又红又肿，鼻子也是红的，鼻尖挂着亮晶晶的鼻涕。等我读中学后，露天菜场用上了钢架摊棚，绿色的玻璃钢瓦楞板盖顶，水泥磨石子台板，十分光洁。摊棚的前方边檐挂着长长的木牌，分别标注蔬菜、水产、禽蛋、猪肉、豆制品、清真专供等等，花花绿绿，十分醒目。节假日也会临时换上标语，比如“抓革命，促生产”“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劳动化的春节”“节约闹革命，反对大吃大喝”等等。

　　小菜场每天清晨5点钟就开市了，上午9点收市。下午4点钟再开一部分摊位，那是为了方便双职工家庭买菜，下班后带点小菜回家。小菜场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秉承的却是国有企业的初心，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小菜场里的营业员披星戴月，工作十分辛苦。下午还经常要学习，大家围坐在一个摊棚里，亮着一盏灯，小组长读报，靠门口坐的师傅打起了瞌睡。

　　在休市的时段里，露天菜场的公共性获得延伸，摊位上的水泥台板被居民利用，弹棉花、洗刷床单、下象棋、晒菜干，做做木匠活、吃吃小老酒，小孩子则用来打乒乓、掼沙包。夏夜，不妨在台板上睡到下半夜。

　　小菜场是市井风情最浓烈的一笔。

2006年凝和路乔家路马路菜场。摄影/周铭鲁

买花鲢鱼头有学问

　　妈妈差孩子去小菜场买点什么？葱姜之外，也会来点有技术含量的，比如我，经常去咸菜摊头上讨一碗咸菜卤。

　　咸菜在小菜场也算大宗商品，一般有咸白菜和雪里蕻两种，咸白菜是用上海矮脚青菜腌制的，清水煮一下，加点熟猪油就可以吃了；雪里蕻用来炒菜，上海人喜欢吃咸菜炒肉丝、咸菜烧老豆腐、咸菜烧河蚌、咸菜炒毛豆子、咸菜烤毛笋等。我们家还经常用咸菜卤烧土豆、烧花生、炖蛋汤、烧菜卤蛋，此种浙派风味，为北方人不解。

　　咸菜卤是不卖的，但可以白送。拿只蓝边碗去，脆脆地叫声阿姨，她就给你一小碗。我从小害羞，奔到营业员面前煞住脚步，怯怯地叫不出口，阿姨大咧咧地笑了：“叫声阿姨，否则不给。”

　　我还买过猪肉。那时候猪肉便宜，卖肉的都是男性师傅，黑旋风李逵专属的那种大板斧，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薄薄一片就飞到我面前，收一角或两角。这片瘦肉也算开荤了，细细切丝，与茭白或榨菜、豆腐干一起炒，可供全家人分享。我还排队买过大黄鱼，那时候的大黄鱼都是野生的，身材修长，鱼嘴是一条红线，鱼眼像玻璃珠一样晶亮，划水鳍如旗帜一样竖起，浑身金光闪烁。每人限购两条，每斤六角几分。1972年我最后一次买到大黄鱼，此后东海野生大黄鱼就在小菜场绝迹了。

　　盆菜大约是上海小菜场的创举，我在外地没见过。盆菜盛行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候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局面稍有缓解，小菜场就发明了盆菜。

　　盆菜是设专柜销售的，一只只搪瓷盆子叠床架屋，琳琅满目，红的绿的，像“办家家”似的颇有看头——两枚鸡蛋配三只番茄、两支茭白配一只猪腰、三只青椒配半只猪肝、半棵花椰菜配一只猪心、两只猪脚爪配一片冬瓜、半只花鲢鱼头配一刀粉皮、半条咸鲞鱼配两只鸡蛋、一架鸡壳配三四只土豆、一把长豇豆配几只尖头辣椒、一块榨菜一块猪肉配三块豆腐干、一只洋葱配一块牛肉、两只皮蛋配一块豆腐、一把毛豆子（这是菜场里阿姨手剥的）配半棵雪里蕻咸菜、六块臭豆腐干配一只咸蛋……价格分了好几档，两角、三角、五角，直至八角一元。当时物价便宜，“一只洋”（一元钱）捏在手里，心里笃定泰山，可以在盆菜摊头前面挑瘦拣肥了。

　　相信许多上海主妇都做过这样的算术，将盆菜的每一样“配件”仔细核算，最后发现相加而得出的金额总数相当公道，甚至略有优惠。再说有时候盆菜里的肉蛋与豆制品不收票子，这对当家人而言极具诱惑力，所以盆菜的生意一直很好。

　　上世纪80年代末，票证时代进入尾声，盆菜专柜前渐渐门庭冷落。万马奔腾、百舸争流时刻，上海市政府抓紧建设菜篮子工程，很快初见成效，猪肉鲜鱼豆制品不再凭票，牛肉也敞开供应，各种面目狰狞的深海鱼怪也涌来魔都，活水鱼缸成了欢乐的海洋，人民币搞定一切。

　　不过我买过最多的还是蔬菜，茄子、圆椒、番茄、丝瓜、长豇豆、卷心菜等，我知道茄子一定要挑细长的，杭州茄子最好，皮薄肉实籽少。番茄倒不必挑最红的，最好是顶端带点绿色，吃口起沙带甜。茭白以无锡产的最好，上海郊区凌桥的“一点红”也是名品，可惜产量太少，不常见。

虹口区的三角地菜场是上海最早建成的室内菜场之一。

　　扁豆与芋艿是崇明产的最好。我还学会了如何识别本地蚕豆与外地蚕豆，还知道带霜皮色的冬瓜吃口更糯更绵，牛心菜比卷心菜好吃。茭白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天下午小菜场里的女性营业员就要围作一圈剥茭白。茭白从外地运来，在铁丝筐里码得整整齐齐，得剥去最外面一层，削去老头，第二天一早销售。

　　要说荤腥，鱼类中带鱼是大宗，最阔最厚的也就五角一斤，小黄鱼汛期一到，小菜场里堆成山，免票，便宜，居民朋友莫不喜大普奔。梅子鱼与烤子鱼稍贵，河虾与白米虾也都是死的，几乎见不到活的。河鱼倒是有活的，养在椭圆形的木桶里，鱼尾巴突然一甩，将水溅了一地，“亭子间嫂嫂”不免大惊小怪。我发现花鲢鱼头的价格卖得比鱼中段还贵，买鱼头明摆着吃大亏啦！妈妈则教导我：青鱼尾巴花鲢头，吃花鲢鱼就是要吃头。我们家经常吃粉皮鱼头汤，以前总以为我们家吃不起鱼中段才退而求其次的呢。

　　买花鲢鱼头是一门学问，如何挑选，如何察看鱼眼与鱼鳃的新鲜程度，甚至判断它来自何方，妈妈亲自把关，不让我插手。有一次妈妈买了一只三斤重的花鲢鱼头回来，向邻居显宝：“我不要他的鱼身，只要头，这个老倌绕不过我，斩给我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室内菜场。

小泥鳅如何活久见

　　直到我中学毕业，黄鳝在小菜场里还属于高档水产，偶然到货，庶几成为市井新闻。两个男性师傅一前一后将半人高的木桶抬到老虎灶，木桶里无数条黄鳝不安地蠕动着，滚烫的开水兜头一浇，木盖压住，只听得里面劈劈啪啪甩尾巴的声音。少顷，盖子一掀，一股蒸汽升腾而起，木桶里风平浪静，倒去热水后再抬回菜场，由阿姨们嘻嘻哈哈地划鳝丝。

　　清炒鳝糊是本帮菜中的精品，装盆后热油一浇，滋滋作响，上桌后服务员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洒些胡椒粉，筷子一捣开吃，烫、滑、嫩、鲜，吃到盆底还留有一点芡汁，叫一碗光面拌来吃。一般上海人家不敢吃清炒鳝糊，而是买半斤鳝丝，与绿豆芽或茭白丝一起炒来吃，算是尝鲜了。

　　黄鳝生命力较强，鳃虽然不发达，但可以借助口腔及喉腔的内壁表皮作为呼吸的辅助器官，直接呼吸空气，故而在水中含氧量很稀薄时照样能活。出水后装在木桶里，只要有一点“湿湿碎”，这厮也不会马上死去。因此在运输环节，待遇稍许差点，黄鳝也不会造反。不过黄鳝身上布满了黏液，时间长了，黏液会将黄鳝们粘在一起，这样就比较难受，于是师傅会抓一把泥鳅扔在桶里。泥鳅在强敌面会产生紧张感，拼命地往深处钻，这样就成了搅局者，搅得黄鳝们无法安于现状，就可免于短时间内不知不觉地死去。

　　泥鳅有功，但菜场里的师傅并不待见它，随手一扔，满地打挺，小孩子高兴死了，争先恐后扑上去捡拾，养在瓶子里，也是一乐。有一次某同学给了我两条，养在广口瓶里，喂饭粒，不食，喂小虾，也不食，一星期后翻了白肚皮。而我同学养的两条居然活过春节。请教秘诀，方知他将泥鳅养在混浊的泥浆水里，从不喂食。对呀，水至清则无鱼！

　　当时虽然供应匮乏，但也没听说过有谁将泥鳅煮来吃。上海滩十六帮派饭店齐全，但没见哪家饭店将泥鳅列入菜谱，据说这货满身泥土腥味，惹上海人讨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街头出现了川味火锅，泥鳅在菜单上亮相，我才初识泥鳅的滋味。

　　泥鳅被称为“水中之参”，营养价值很高呢！这小个子长在稻田里、小河浜、小池塘、小溪沟里，条件再差也无怨无悔，它们是一群快乐的小精灵。跟黄鳝一样，它们到了夏季身子骨也最肥。江南一带的农民有吃泥鳅的习惯，将泥鳅剖膛洗净后，炒青蒜，炖豆腐，也可烘干后存到冬天吃。有一年去安徽旅游，在黟县吃到一道名菜：“无孔不入”。上桌后才知道原来就是泥鳅炖豆腐。据说此菜最早的形态是一大块豆腐搁锅里，加一勺清水，抓一把泥鳅入锅，灶头烧火，待水温慢慢升高时，泥鳅就拼命往冷豆腐里钻。待它们统统钻进豆腐里后，厨师再掀开锅盖加盐和葱片，起锅后淋少许辣油，洒一把青蒜叶，大功告成。

松香不能煺鸭毛

　　江南有吃秋鸭的习俗。白露一过，吉安路小菜场就会上演杀鸭子的剧情，几百只鸭子被一个很大的芦席圈起来，呱呱地作着临刑前的申辩。老师傅身手敏捷地一撩，就抓住了鸭子的脖颈，提起，再将一只脚爪和鸭头紧紧控制，拔去颈部的毛，小刀一划，倒提着放血。鸭血倾注在加了水的钵头里，十几只鸭的血就将钵头盛满了，洒点盐搅几下，很快凝结成块，煮熟后是做鸡鸭血汤或鸭血豆腐汤的好材料。

　　男性师傅负责杀鸭，阿姨则围在一只很高很大的盛满水的木桶边，给鸭子拔毛，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十分热闹。鸭子的羽毛事先已经热水烫过，煺得差不多了，但小毛还有很多，细心的女人就做这档事。后来我才知道，禽鸟入秋后会长出很细小的羽毛，为越冬做御寒准备，赛过人们穿一件羽绒服。成语“秋毫无犯”的“秋毫”，就是指这层小毛。

　　有一年，菜场里的鸭子大量到货，大开杀戒也来不及处理，有聪明人发明了一种快速煺毛法，用一只柏油桶改成炉子，架一口大铁锅，烧了一锅油，后来才知道这是松香。松香溶化后会散发一股热气，人不敢靠近。但老师傅威猛得紧，提着刚刚断气的鸭子，往锅里一浸，赶快提起来，此时鸭毛都被松香粘住，像穿了一袭黄金甲，再朝旁边的冷水桶里一扔，赛过淬火。另一个师傅将鸭子从水中拎出，放倒在台板上，只消推几把，鸭子立马露出白白胖胖的肉身。这可是新发明啊，围观群众无不拍手称妙。

　　过了几年有专家指出，用融化后松香煺鸭毛有可能导致什么什么，这个新技术就废弛了。

　　那年头上海人吃鸭子，也算一次相当隆重的享受了。一般是老鸭汤，加红梗芋艿和天目山扁尖笋煮一大砂锅，一家人吃得其乐融融。

　　上世纪80年代初，副食品供应稍有好转，街头出现了不少装潢简陋的烤鸭店，因为需求旺盛，也因为小菜场员工的收入与效益挂了钩，卖菜师傅也做起了烤鸭生意。论若流派，属于广式焖炉烤鸭，铁皮炉子赛过一只立起来的深水炸弹，稳坐在街边。师傅先给鸭子缝住屁眼，用自行车气筒给它打气，鼓鼓囊囊的喜感很足。再徐徐刷上自行调配的脆皮水，整整齐齐地挂在屋檐下，也是赏心悦目的一道风景啊。

　　烤鸭出炉时，香气飘得很远很远，于是排队买烤鸭的队伍越来越长。烤鸭可以整只买，也可以分割斩件，上海人节俭，大都买半只。至今我还很怀念小菜场里价廉物美的烤鸭。

　　有了在小菜场“看野眼”的经历，我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杀鸡杀鸭杀甲鱼，剖鱼也不在话下。小菜场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技术学校。

2017年菜场边卖葱姜的摊前贴着醒目的付款二维码。

　　最后还要说，不是我一个人会去小菜场。我们班里就有几位比我去得还勤。夏天，他们一大早就在小菜场里出现了，看到有人切了一片冬瓜，就跟上几步，将手伸进人家的篮里去挖冬瓜籽。冬瓜籽晒干后，可以卖给药店，也是一味中药。

　　清明前后螺蛳最肥，他们就在小菜场摆块小木板，给细皮肉嫩的年轻主妇剪螺蛳屁股，也能得到几个小钱，得来的钱补贴家用，或支付下学期的学费。提篮买菜的阿姨对他们也有所体恤，不怎么责怪他们的冒失无礼。（撰稿 沈嘉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