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之剑：劈开“隐秘的角落”
2023年5月，三起轰动全国的刑事案件引发热议——北京通州一名16岁男生在两日内先后杀害2名邻居，打伤母亲、同学及老师共4人；山西临猗10岁男孩失踪20天后被发现遇害，嫌疑人是其生母和继父；四川武胜三名中学生斗殴，造成其中一名13岁的卢某某死亡。
这些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或是受害者，或是加害者，涉及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和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让施行两周年的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再次受到关注。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费梅苹对《新民周刊》表示：“新修订的‘未保法’里的司法保护内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者结合起来，保护的力度非常大，因为社会工作不仅可以进入‘公检法司’（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等司法保护体系，还在社区、学校等场域开展预防性服务。社会工作的介入夯实了‘司法+服务’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与国际上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致。”
这种机制下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正在不断照亮“隐秘的角落”。
上图：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社工在学校和学生进行团体沙盘游戏。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上海经验
上海是我国青少年保护立法的发源地，近40年来在专门机构独立建制、不良行为早期干预、涉罪未成年人考察帮教、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探索经验，也为全国立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一系列全国第一：
1984年，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全国第一个少年法庭；1986年，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科设置了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长宁区公安分局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独立的少年警务机构——少年科；2004年，上海成立全国第一个专业的青少年社工机构——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阳光中心”）；2020年，上海出台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领域的全国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其中，2003年试点成立的阳光中心是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主管的社会服务机构。目前，阳光中心在全市12个区设立了工作站，有近400名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工作。20年来，阳光中心一直运用专业方法开展就业创业、社会融入、生命拯救、健康守护、助困增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服务，特别是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
阳光中心普陀工作站宜川街道青少年事务社工顾菲尔告诉《新民周刊》，以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较多的是盗窃和打架斗殴，近几年有所变化。比如，“帮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两年有所抬头。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他们并不理解借个身份证给别人使用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她接触的一个涉及网络犯罪的男生，虽然人在外地，但是案件由上海警方处理。“我作为阳光中心的社工介入，给予这名涉罪男生及其家庭在线辅导。男生的父母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很配合，让这位男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能够积极面对今后的人生。”
而对于未成年人受害者，阳光中心这几年也加大了保护力度。阳光中心副总干事张瑾瑜向《新民周刊》介绍了这样一个案例：念初中的儿子放寒假的时候整天坐在电脑前，父亲看不惯就和他吵了起来，最后发展到两个人都动了刀，而父亲失手把儿子砍伤。儿子被送去了医院，公安机关认定这是家庭矛盾，没立案，建议等儿子出院后身体恢复了再说。“这孩子之前就是我们阳光中心的服务对象，因此第一时间就向社工进行了求助。社工后来陪他和母亲去派出所报案，并全程参与调解。通过社工与民警旁听家庭会议的形式，一家人最终打开了心结。凌晨3点，这一家子走出派出所时，父亲还在操心儿子会不会着凉。”在张瑾瑜看来，类似的家庭教养不当导致冲突的案例并不在少数，社工的介入作为社会保护可以协助司法保护更好、更科学有效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海民众亲切称为“小张律师”的上海律协社会公益和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张玉霞，自2009年开始参与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工作，见证了上海对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历程。
2013年，“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室”成立，先后为上百名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迷途知返。两年后，她又在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点挂牌设立“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室心理服务点”，为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当事人和他们的家长展开法律援助之外的“分外事”——心理辅导，并在咨询、办案过程中及早发现问题，避免悲剧发生。为了更好地服务未成年人，张玉霞在业余时间报读了心理咨询师课程，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
张玉霞告诉《新民周刊》，以前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主要是针对涉罪青少年，无论是承办机关还是受害者家庭，都没有意识到要进行法律援助或者心理辅导。随着全社会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意识的增强，上海在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受害者也得到了司法保护。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性侵案的未成年人受害者，嫌疑人的律师在和受害者沟通时简直就是‘压制式’的，让她赶紧接受赔偿款后去签署谅解协议。幸好当时检察院在审查逮捕阶段发现该案被害人也是未成年人且没有法律援助，所以将该案移送法律援助中心，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这个小姑娘提供了法律援助，保护了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办案的过程中，张玉霞遇到过3岁被性侵导致大小便失禁患有非器质性遗粪症的孩子；遇到过被亲生父亲侵害而母亲是帮凶的孩子；还遇到过7岁被性侵的小女孩在案发后被母亲斥责，出现了梦游及中度焦虑。法律援助律师的介入，让受害者的监护人知道法律会保护他们的孩子；让加害者看到了侵害必将付出代价，哪怕他是受害者的监护人。
随着上海的法治环境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不断完善，张玉霞也有了底气去突破一些条条框框。2016年，张玉霞遇到了一个叫朵朵的小女孩，当时的朵朵只有3岁，但从出生起她就被自己的妈妈遗弃在医院里。2017年，张玉霞代理了这起上海首例行政机关起诉撤销未成年人生父母监护权的案件。最后，法院判决撤销了朵朵母亲对朵朵的监护权，把朵朵的抚养权转移到了福利院。每年，张玉霞都会去福利院看望朵朵。
张玉霞表示，这些年上海对于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除了刑事案件的双方，民事案件也愈来愈得到重视。以离婚诉讼为例，法院会主动为涉案的未成年人提供司法保护。
事实上，在2021年新修订的“未保法”中，明确规定司法保护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一是司法活动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共性要求；二是特定类型民事案件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三是刑事案件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四是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而这些要求在上海早已全面实现。
张玉霞坦言，近几年自己经手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数量虽然越来越多，但原因并不是犯罪率提高了，而是大家的法治意识增强了。例如，2019年上海首例“咸猪手”入刑案，受害者之一就是一位搭乘地铁的未成年人。最终，被告因强制猥亵罪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该案系上海首例轨道交通内强制猥亵入刑案件，填补了该领域刑事打击的空白。而在以前，“咸猪手”是很难立案的。
发挥未保站的最大作用
近几年，对于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不断前移，提前预防和事先干预也成为司法保护工作的一个抓手。
例如，2021年新修订的“未保法”提出了“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要求。为此，上海在2022年底实现全市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以下简称“未保站”）全覆盖，由民政部门牵头打通未成年人关爱的“最后一公里”。未保站，成为司法保护工作的“前哨”。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颛兴东路的颛桥镇未保站有一个温馨的名字——颛·家·站，自2022年11月正式揭牌以来，积极主动对接司法保护和社会保护的资源，着力打造上海市的特色未保站。
上图：颛桥未保站为辖区内的未成年人开展免费的“七色花”性别意识教育课程。
闵行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颛桥镇未保站法治副站长程慧告诉《新民周刊》，闵行区检察院与民政加强协作，派驻全体未检干部担任14个街镇未保站的法治副站长，实现全覆盖，并在四个街镇设立“童心未闵——检爱驿站”，颛桥就是其中之一，为辖区未成年人及家庭提供法律服务与多元化保护。
“颛·家·站”建立“首问接待”制度，工作人员对咨询、报告、救助等事宜进行首问接待，并根据不同类型采取针对性的处置方式。同时落实等级评估，对于属于强制报告范围的（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处于、疑似处于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的情形，或者面临危险的），第一时间报至颛桥镇社事办、救助站、公安等部门，并做好跟进转介，确保衔接无误。
例如，今年“颛·家·站”接到辖区内一个学校的报告，有一名小学生疑似心理存在问题，严重影响到课堂纪律，学校建议家长带他去精卫中心就诊。但是孩子家庭拒不配合，坚信小朋友没有病。为此，“颛·家·站”先请签约的第三方机构对小朋友进行心理评估,在确认的确需要就诊的前提下，去劝说孩子家长。目前，未保站还在努力跟进这个案例。
颛桥镇社事办的张思达对《新民周刊》表示，“颛·家·站”的核心服务是“心理咨询”。首次接待咨询后，经过初步评估，对于需要深入关注的情形，他们将联合上海市心理学会、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医生提供专业支持，经与法治副站长、学校方等共同会商确定后续个案转介方案，遵循“四个一点”原则，即家庭承担100元、学校承担200元、政府补贴500元、咨询机构让利700元，家校社协同为需干预的未成年人提供全周期转介服务。
棉花糖情商·家庭教育和育来个案心理咨询中心就是“颛·家·站”签约的合作心理咨询和家庭教育机构，为辖区内的未成年人提供公益性的心理咨询。这两家咨询中心的创始人闫志新告诉《新民周刊》，之前她只开设了棉花糖情商·家庭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和儿童早期性格塑造，目的在于培养优秀的未成年人。但2020年以来，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存在心理问题，需要个案干预，所以在2022年成立了育来个案心理咨询中心，而这两个机构也恰好满足了“颛·家·站”的心理咨询需求。
闫志新及其团队为“颛·家·站”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咨询时，往往是对整个家庭都进行干预，因为在专家看来，孩子的心理问题往往和家庭环境有关，此时父母的日常表现和对孩子的反应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今年3月他们接触的某个7年级学生，沉迷游戏且有自残行为，出现厌学情绪。经过心理咨询后发现，这个孩子父亲的教育方式十分粗暴，建议检察院适当介入。这种通过心理咨询而达到的“监测预警”作用，也是司法保护和社会保护结合的有效案例。
除了心理咨询，“颛·家·站”还邀请“公检法司”专业人员、医生、心理学专家、校园长进行“成长树”大咖论坛，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多形式的“智慧雨”家长课堂，并为未成年人开展“七色花”性别意识教育，希望让司法保护和社会保护在多种活动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记者｜金 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