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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我眼中的谢晋

日期:2023-06-14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对谢晋这一代电影人来说,电影就是艺术创作,他们不会考虑经济上的得失,谢晋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电影世界之中。
记者|何映宇


  今年是谢晋导演的百年诞辰。

  1923年11月21日,谢晋出生在浙江上虞谢家塘镇的宋景畈村(今为晋生村),他是上虞“东山之子”。在上影,他执导了《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牧马人》等众多经典电影,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艺术家。

  5月10日,由上影集团牵头发起的纪念谢晋百年诞辰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作为八大纪念活动中的“第一站”,上影集团与上虞区携手举办“上影走亲上虞话谢晋”活动,以信文、诗歌等连结两地情缘,共忆谢晋导演。上海电影博物馆谢塘分馆揭牌仪式也于5月9日举行。

  在谢晋导演生前,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曾担任谢晋的教学助理,2023年6月16日,石川策展的“赤子之心:谢晋百年诞辰纪念特展”,在上海电影博物馆开展。

  追忆谢晋百年,往事历历,涌上心头,谢晋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上海电影博物馆谢塘分馆。


“我叫石川”


  1995年,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提议创办上大影视学院,全称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钱伟长主张跨界,希望把电影的艺术和技术打通,于是就给学院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钱伟长对学院的期许很高,想要把学院办成国际的一流影视学院,想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担任学院领导,于是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谢晋导演,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当时,1995年的谢晋正在筹拍电影《鸦片战争》,忙得不可开交,他并不是很愿意来上大任教。钱伟长一再发出邀请,非常诚意地请他来,谢晋才答应担任上大影视学院院长,后来上大给谢晋配了一个执行班子,以减轻他在学校工作方面的压力。

  当时在上大任教的石川和谢晋相识是很偶然的。有一次,两个美国的学者来中国访问。他们得知谢晋要拍《鸦片战争》,就向上大提出要求,能不能采访谢晋。上大就同意了,安排了见面采访。可是当他们来了才发现,现场没有安排翻译,紧急叫来石川,让他来现场翻译。石川一点准备都没有,却很好地完成了翻译工作。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见,石川给谢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对学院领导说:“学院那个小孩还挺不错的。”

  学院领导则对石川说:“以后谢导方面的工作就你去联络吧。”

  好印象是好印象,可是一开始谢晋连石川的名字都记不得。他问了石川无数次:“你叫什么名字?”石川说:“我叫石川。”中国现代电影史上不是有一位著名导演就叫张石川吗,谢晋问他和张石川有没有关系?石川说没有:“他姓张,我姓石,怎么可能有关系?”

  之后,中国影协给石川安排了一个任务:整理撰写上影厂老厂长徐桑楚的口述自传。这个过程中,谢晋好像就记得他是谁了。有一次,他给石川打来电话,骂骂咧咧:“石川,你这两天跑到哪里去了?老厂长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他马上去见徐桑楚,在路上他就想:谢导居然记得我是谁了。

  那时候,谢晋在上大带硕士生,搞影视制作,前两届都招了两个学生。但是他当时的状态,又不可能带学生,石川那时候已经博士毕业了,有资格可以带研究生。于是,他就担任了谢晋的教学助手,帮他带学生,两个人开始接触并不是很多,一来二去就熟了。之后谢晋公司里的一些业务石川也帮着做,他的儿子谢衍要给父亲编电影选集,电影行业的人对出版这方面不是很熟悉,不知道怎么编法,就来找石川。石川说我可以啊,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他找来学生,校订文字,很快编成了《谢晋电影选集》。

  “我提出的一个想法谢导很满意,”石川对《新民周刊》记者说,“就是每个剧本后面附一篇学者的评论,我去约了对谢晋比较了解的学者来撰写评论,这套书在上海书展上销售得也很不错,谢导很满意。自那以后,谢导对我就更亲近了一些。什么事情他都会叫上我。他要去和谁吃饭、喝酒,都会叫上我。”


打造谢晋纪念馆


上图:走进“谢晋片场”,导演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2005年,中国电影一百年,北京建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方面提出来,希望谢晋把一些历史资料捐献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他很高兴,很兴奋。但他的儿子谢衍不愿意,石川记得当天晚上,谢衍就给他打电话,说这可不行,怎么能让老爷子把这些东西都拿到北京去呢?我们要搞就在上海自己搞一个。石川就把这个情况跟上大的领导汇报了,说他的家里有这样一种意愿。上大领导表示,那我们学校就来操作这个事情好了。

  这件事情落到石川的头上。一开始找不到房子,要建一个谢晋电影艺术馆,至少要有三四百平方米的空间,但是当时上大的房子很紧张,只能先收集谢晋的一些物品。这样过了三年,2008年谢晋突然去世,上大领导着急了,问为什么谢晋电影艺术馆这么长时间还没建成?是怎么回事?石川向领导说明原因:主要是没地方,找过闸北区,也找过其它地方,但都没有谈成。上大就拨了半层教学楼。2008年年底,他们着手做具体的建馆工作,名字改为“谢晋纪念馆”。

  从那时候开始,石川一直在做谢晋的研究。他的电影公司当时留下来的服装、道具,他拍片时的档案、剧本、来往信件,从库房里一点一点转移到上大。石川带着几个学生,就像考古队一样,搜集整理这些谢晋的遗物。没做多久,谢晋纪念馆就开馆了。这是中国第一个谢晋电影艺术馆。

  2012至2013年,石川负责新建上海电影博物馆的策展工作,等到2013年回到上大的时候,领导都变了。他当时最大的担心是这个馆能不能维持下去,运营经费等各方面都是问题。于是当时他想把这些馆藏都搬到电影博物馆去。他跟当时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了想法,任仲伦当然同意,这等于是天上掉馅饼。

  2013年也是谢晋诞生90周年,他们就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办了第一个谢晋纪念展,展名“生命的燃烧”。本来按照博物馆的操作,它应该是个临展。既然是临展,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展完会撤。结果那次谢晋临展之后,反响特别好,市里领导来看之后,说:“这个展不错,我希望这个展能一直保持下去,你们就不要撤展了。”于是,这些展品就成了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常设展。


谢晋的严厉与细腻



上图:谢晋与刘晓庆在《芙蓉镇》拍摄现场。


  石川认识谢晋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在石川的眼中,他像个老顽童一样。谢晋的个性特别外向,他喜欢喝酒,喜欢热闹。

  谢晋去世之后,在龙华殡仪馆举办告别仪式,他们坚决反对用哀乐,最后选了一支比较抒情的曲子。在他们的记忆中,与谢晋在一起的日子是欢乐的。谢导越老,他的童心就越焕发出来。他有时候会发火,在正常人看来,这些事都是芝麻绿豆的事。2007年夏天,他们在上海书展上签售《谢晋电影选集》,那时候还没有扫码付款,结果在付款的盒子里发现了三四张100元面值的假钞。一般人也就算了,谢导不行,他气得不得了,要报警。“我们说金额这么少,而且到哪去找到付假钞的人?”

  他就骂:“你们就是软弱可欺!就是没有正义感!”

  他们回呛他:“那谢导你想怎么样?”

  谢晋说:“我要打入这些坏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组织,将他们一网打尽。”

  众人哄堂大笑。

  石川听谢晋女弟子黄蜀芹说,谢导以前是个非常严厉的人,对他的学生和摄制组的人非常严厉。他们拍《啊,摇篮》的时候,第二天要拍大部队进军的戏,有几百个群众演员要穿解放军的军服。前一天他检查军服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延安的军服你们怎么弄了塑料的扣子呢?这也太假了。这不行!摄影师说算了,明天就要拍了,扣子谁会注意?谢晋说不行,你们今天不要睡觉了,连夜改过。于是,他们连夜将塑料纽扣拆下来,重新钉上木扣子。黄蜀芹当时当谢晋的副导演,“我当副导演又没干什么正事,一是管牲口,管驴,二是钉扣子”。

  想想,黄佐临的千金,去管驴子。

  谢晋那一代人,他们的想法,和现在的这一代人完全不一样。他对拍片现场有他的要求,非常严厉,容不得半点虚假和错误。拍《天云山传奇》时,仲星火和王馥荔演一对夫妻,是地委组织部的正副部长,在一间办公室内办公。拨乱反正的时候,有很多平反材料交到地委组织部,看他们两个人的桌子就不一样。仲星火的桌子上非常干净,而王馥荔的桌子上堆满了卷宗。这样的道具摆设,其实反映出这两个人对待拨乱反正的态度。仲星火演的肯定是消极的,而王馥荔所饰演的显然在认真地处理冤假错案。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这已经很细致。可是谢晋说不行,还得在桌子的玻璃板上再铺上一层淡淡的灰尘,这灰尘还不能是陈年老垢,就是很淡很淡的一层灰。负责道具的人觉得这很难做出来,就没有做。谢晋很生气,问他:已经交代你了,你为什么不做?对方说没有必要,也拍不出来。

上图:《天云山传奇》工作照,左二为谢晋左三为副导演黄蜀芹。


  谢晋怒了,说:“你懂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说明这个人不关心平反工作,他自己跑出去疗养了,至少有两个星期没有在办公室上班了。”大家一听,恍然大悟。

  谢晋就是能细致到这样的程度,让剧组里的人非常抓狂。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技术手段,该怎么做出灰呢?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用细筛将土筛得很细,归拢在纸里,用嘴轻轻地吹,让土浮在空气中,慢慢落到玻璃上。

  人到晚年,谢晋有很强烈的焦虑感,他知道自己老了,时不我待,他想拍片,可是没有人给他投资。

  他晚年始终困在这种焦虑感里面,就像一只狮子在囚笼之中。进入新世纪之后,整整8年,他什么也干不成。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给他投资了。后来他都出现了幻觉,他经常在办公室看见我们做事慢条斯理的就生气,说:“你们快一点吧!我明天就要走了!”

  人们说:“你要上哪去啊?”

  他说:“我明天要去拍戏了呀!”

  而他们所有人都知道,此时的他已无戏可拍。现实是如此冰冷,他的焦虑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


将角色带入生活


  对谢晋这一代电影人来说,电影就是艺术创作,他们不会考虑经济上的得失,谢晋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电影世界之中。

  他拍戏,下午三四点钟就收工了,回到房间,他先倒头休息,睡上40分钟,起床之后,晚上7点钟,他要开一个创作会议。明天要拍戏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到他房间里开会。

  “明天那场戏你什么想法?你说说。”谢晋问演员。

  一般演员至少要拿三个方案出来。谢晋要是不满意,演员还得回炉重新想过。因此,他有了一个外号——“榨汁机”。

  但就是这种“榨汁机”般的工作方法,激发演员最大的潜能。

  石川举了一个例子。拍《芙蓉镇》的时候,他们去湘西体验生活,在粮站的宿舍里住,吃饭在职工食堂搭伙。谢晋就要求剧组里的演员不能和他们的职工在一起吃饭,他对演员们说:“你得想想你的角色是怎么吃饭的,就是说你得把你的角色带到你的生活中去。”

  谢晋看见饰演王秋赦的祝士彬:“你不是个二流子吗?二流子有你这样吃饭的吗?”

  祝士彬想:王秋赦怎么吃饭呢?我又不知道。

  他不免也有些苦恼,怎么办?没有灵感,他到镇上闲逛,正好碰到个疯子,他想王秋赦在片子里最后不也疯了吗?不如我就从这个疯子入手,看这个疯子在生活中是怎么样的。

  于是他天天跟在这个疯子背后。过了几天,他又回到食堂,人们看到他拿着一个从农民那里找来的破海碗,撅了一根树枝,一分两半,当成筷子,蹲在路边,呼噜呼噜学疯子的样子吃面。

  谢导看到了,什么也没有说,但看得出来,应该是满意了。

  这是谢晋的要求,也是他的方法,即将角色带入生活当中。后来的电影证明,祝士彬演的王秋赦非常成功,得了第1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这部电影也非常成功,这是谢晋的成功,也是谢晋方法的成功。记者|何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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