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被网暴者说

　　2021年的某一天，小杰和往常一样登录自己的微博账号，不到100粉丝的账号，私信栏罕见地显示99+，红色的圆点促使他点开对话栏，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些涌进来的评论大多是辱骂他的话，甚至不乏人身攻击。

　　小杰一瞬间气血上涌，“真的有血压上升、脑子发烫的感觉”。过了一会儿，小杰确信自己是被网暴了，而他阅读这些评论和留言后发现，这可能是自己对一则新闻的评论惹的祸。“那条新闻上了热搜，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当时，我把自己的想法留了言，只是一些不同的观点而已。”

　　一直认为自己是网络世界的一个小透明，小杰从未想过，原来网暴离他，居然这么近。

　　小杰的经历不是个案，普通人被网暴的门槛已经越来越低。同样因为参与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发表不同观点的吴明，甚至遭遇了个人信息泄露——这些谩骂和诅咒的消息不仅停留在微博上，骚扰电话和短信也疯狂地“砸”向他的手机，以至于他被迫关机。

　　最近几年，人们明显感受到网暴事件正在增加，发酵的时间开始变短，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而影响越来越恶劣。在被网暴的普通人中，部分受害者走向极端的事件也常诉诸报端，而网暴者所付出的代价却小到忽略不计。

只是一个玩笑？

　　如果说小杰和吴明是因为不经意间的一句留言，打开了网暴的潘多拉魔盒，那么小谷的遭遇，更让人产生一种“人人自危”的感受。小谷正是“7·7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事件”的当事人。

　　近日，《新民周刊》联系到小谷时，她已经在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工作忙碌而充实。白天，小谷几乎不怎么回微信。记者与她的采访约在了晚上10点多。

　　小谷坦言，她还是会时不时收到网友们的私信，但自己已经忘记了曾经将她拉入旋涡之中的这起案件的许多细节，“之前我以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会记得很久，但现在回过头看，我发现真的忘记了”。

　　可互联网在这件事上还是有记忆的。

上图：小谷第一次摘下口罩接受媒体采访。

上图：编造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偷拍小谷的视频。

　　2020年7月，小谷和往常一样在杭州某小区快递驿站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随后，郎某与朋友何某编造“女子出轨快递小哥”等内容并发至微信群，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

　　一个月后的8月7日深夜，小谷正在家里睡觉。她的朋友突然拿备用钥匙打开了她的家门叫醒她，给她看了一段网上流传的聊天记录。

　　视频中，穿着碎花连衣裙和白色细带高跟鞋的小谷正在取快递，而连同这段视频一起被打包的，还有一段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有人自称是这位取快递的女生，说自己在家带孩子无聊，想约快递小哥来家里约会。之后，在微信中与她对话的男性表示，自己已经以送快递为由应邀上门，两人不仅互相撩拨，还约好了下次上门的时间，并为“约会现场”配上了事先从网上找来的不雅视频和音频。

　　一开始，小谷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发蒙。她不明白，自己只不过取了一个快递，既没有穿着暴露，也没有任何轻浮的举动，怎么就和后面露骨的聊天记录挂上了钩？

　　此时的小谷，想不通是谁捏造了这一切，也不觉得这件事会对她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她天真地以为就是小范围传播，恰好被朋友看到而已。

　　然而，谣言从线上到线下的蔓延速度超过了她的想象——

　　小谷发现，小区的业主群、公司的同事都在讨论这件事，微信上多年不联系的人也来问视频中的人是不是她。就连远在国外的前同事都发来私信说：“你跟别人出轨的事，我们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劝你出门戴上口罩吧。”

　　事件发酵后，小谷变了。原本爱穿裙子、爱玩爱笑爱出门的她不敢出门了，即便是晚上散步，她也会长袖、长裤、帽子、口罩全副武装跟在男友的身后。

上图：小谷收到的198位网友给她提供的谣言传播渠道。

上图：2021年4月30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郎某、何某诽谤一案。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

　　忍无可忍的小谷选择报警。离开派出所后，她凭借一些线索很快就锁定了拍视频造谣的人——隔壁便利店的老板郎某。

　　郎某承认视频是他拍摄的，也承认了出于好玩的目的，他用自己的微信号与车友群群友何某编造了女孩出轨的聊天记录，还在群里发了很多捏造的照片和视频。他认为，这只是一个玩笑。

　　拿到证据后，小谷又去了派出所并在第二天接受了一家本地媒体的采访。报道发出后不久，小谷收到了派出所的立案通知。

　　当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就此事发布警情通报。造谣者郎某和何某因诽谤他人被行政拘留了9日。

拒绝“就这样算了”

　　故事进行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

　　小谷告诉《新民周刊》：“当时的我希望得到对方一个道歉，希望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所谓的‘好玩’给别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以后不要做这样的事了，那么这件事对我来说就结束了。”

　　郎某和何某被行政拘留期间，郎某的妻子还找过小谷说情，他们的孩子才两岁多。小谷想过妥协、私了，“我可以原谅你，因为你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人，我不想你去影响你的家人”。

　　小谷当时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需要对方录制视频道歉；第二，要求对方赔偿自己实际的经济损失——2020年8月15日，小谷接到公司人力部门的电话，对她进行劝退，小谷的男友为了照顾她，也离职了。小谷要求造谣者赔偿两人失业期间的工资，以及案件证据的公证费用、律师咨询费等。

　　在小谷看来合情合理的要求，郎某和何某却不同意，不仅对赔偿金额“讨价还价”，还要求对道歉视频进行打码。更让小谷愤怒的是，她没有看到他们丝毫的歉意，“他们仍然觉得做这件事就是好玩——这意味着他们不觉得这是错的，可能还会这样开其他人的玩笑”。

　　小谷说，正是因为没有得到对方的道歉，她才选择继续死磕这件事，“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造谣者的态度也能从其家人的采访中管窥一二。事发后，媒体对郎某父亲的采访中，对方说的依然是，儿子和小兄弟“闹着玩儿的”，结果被第三人传播了出去，主要责任应该在传播者，儿子被拘留，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也挺冤枉的”。

　　传播者陶某也曾去派出所做了笔录，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被行政拘留。在小谷看来，无论是造谣，还是传播，带给自己的伤害是一样的，不分彼此。

　　“那段时间，网上对我的议论很多，我经常能收到一些不好的私信，还有人认为我有团队，是凭借这个事情来炒作。”小谷的生活到了一个没办法停下来的阶段，她常常会在家漫无目的地绕来绕去，她形容那个状态是“一旦停下来，就感觉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要炸出来了”。

　　2020年9月8日，在杭州市一家医院的心理咨询科，小谷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最终，小谷决定自己一分钱赔偿都不要，走刑事诉讼。

　　一般情况下，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最终审理判决的。但我国法律也规定，对于一些没有危害到国家和社会利益，但是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可以由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起刑事自诉。

　　诽谤罪是刑事案件里少有的自诉案件之一，要求当事人自己搜集、提交达到刑事标准的证据。

　　其中的难度不言而喻，但小谷没有动摇。

　　那段时间，通过微信、微博，小谷向大家发布求助信息，希望大家把看到谣言的渠道截图给她，作为之后维权的证据。一共有198位网友发来信息，经统计，这条谣言在微信群、公众号等渠道的阅读量至少达到6万多人次。

　　同时，除了必要的外出时间，譬如与律师见面，小谷每天几乎都在接受采访，采访一个接一个，结束时已经接近凌晨。

　　2020年10月26日，小谷向余杭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2020年12月22日，在最高检和上级检察院的指导下，余杭区检察院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21年2月26日，余杭区检察院以郎某、何某涉嫌诽谤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由自诉转为公诉的背后，说明网暴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得到了认同。法学专家俞锋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小谷的这起案件中，被诽谤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已经远远区别于传统的诽谤方式，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侵害社会秩序。

　　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孔凡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造谣者拍摄视频后开始传播谣言的这种随机性，会使公众对网络的信任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刑事立案，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及时有效追诉犯罪、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2021年4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郎某、何某诽谤一案。法院当庭宣判，分别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何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这也是国内诽谤罪目前判罚的最高刑罚。

　　被偷拍后的五个多月里，小谷一度感觉生活失控了。她删除了大部分通讯录；几乎不再出门，每天醒来，她手机里面有几百条新的私信，一罐速溶咖啡几天喝完……

　　然而，当天的庭审，小谷没有到现场。中午接到律师告知判决结果的电话时，在老家的她长舒了一口气。“立案对我来说就已经有结果了，立案就已经意味着这事是违法的，造谣伤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即便最后判的是缓刑，但在我心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的生活可以翻篇了。”小谷说，缠绕在心里的这个结在刑事自诉立案时已经解开了。

　　这一天，小谷录制了一段视频发上微博，这是她“最后一次单纯因为案件发声”“十个月的维权终于告一段落，我终于等来了结果”。

　　小谷是坚强的，也是幸运的。在网暴的受害者里，她的案件审理结果带给无数人正义的希望。对于这一点，小谷毫不否认，“这件事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足够幸运”。但她也表示，幸运的前提是要自己先去努力，越努力才能越幸运，面对网暴，绝不要就这样算了。

　　到杭州的第4个月，就发生了网暴造谣事件。“对杭州的喜爱会因此消失吗？”记者问道。几乎同时，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如果只因为一件事就觉得一座城市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愚蠢。郎某、何某代表不了杭州，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他连他的全家都代表不了。”

　　小谷说，回到北京只是因为她要工作，而当时北京的公司给了她一个不错的offer（录取通知）。经过思考，她也认为北京更合适她的事业发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比如工作上、生活上、情感上，每天开开心心，朝着你喜欢的目标努力生活就好啦。”

在网上变得“沉默寡言”

　　唐姜是粉上某男团后的第二年被网暴的。

　　“一开始，我是被我担（饭圈用语，表示这位粉丝喜欢的偶像）吸引，关注到这个团体，后来逐渐变成了团粉。团队里的每个人我都喜欢，但对于我担，我肯定是偏爱的。”唐姜告诉《新民周刊》，粉丝因为喜爱某个明星或者团体，会在微博的粉丝超话聚集，大家一起讨论他们的点点滴滴。同时，超话粉丝数量和粉丝活跃度，也会成为这个明星影响力的直观体现。因此，粉丝超话往往也需要管理者，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活跃度，保持超话的排名。

　　一般来说，粉丝超话有不止一位管理者，有大主持人和小主持人，他们在粉丝中往往拥有一些话语权，也义务承担了管理超话的工作。唐姜就是这个男团粉丝超话的主持人之一。

　　“某一天，我担和队友的粉丝之间，出现了一些骂战（这在团粉中很常见），于是我就用我的个人账号转发了一条我担的信息表示支持，没想到被粉丝发现，并且还挖出了我超话主持人的身份。”唐姜告诉记者。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作为团队的粉丝，身份的定义有很多种：喜欢某一团队全部人员的粉丝叫“团粉”；“唯粉”指的是只喜欢一个组合中的某一个人；“毒唯”则是非常极端的唯粉，喜欢自己的偶像之余，还会讨厌其他人，甚至诋毁别人。“一般引战的都是毒唯，他们容不下不同的意见，想法非常极端，是真正意义上的饭圈毒瘤。”唐姜解释道，饭圈最开始在圈外名声不好，毒唯要负很大责任，“而且毒唯往往也是变心最快的，当时网暴我的人，现在很多都已经脱粉了”。

　　被挖出超话主持人身份后，唐姜很快遭遇了网暴。“大概在我转发那条消息以后的一个小时，就有上百条私信、留言、评论冲到了我的账号，骂得超级脏，看到这些我确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心跳在加速。”当天，唐姜辞掉了超话主持人，退出了超话管理。

　　然而，针对唐姜的网暴并没有就此结束。“每天仍然有数不清的辱骂私信涌进我的账号。”唐姜会截图给朋友们看，而在跟她们分享、吐槽的过程中，自己的情绪也被治愈了，“毕竟我是一个工作多年的成熟的大人了，而大部分网暴我的人，说不定连高中都还没毕业”。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唐姜的账号被禁了，“那个账号因为被举报太多，号黑了，我索性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也借此机会远离粉圈”。

　　虽然不再接触粉圈，但唐姜对男团的爱并未消失。疫情期间，演出暂停，她还自己策划组织了一些活动，邀请志同道合的人来线下参与。“每次办活动时，还会有人发微博骂我，甚至有人线下参与我的活动后，回到线上又开始骂我。”唐姜笑称，追星的经历让她看到了人类的多样性。

　　这段经历也让唐姜在网上变得“沉默寡言”。“现在很少看微博的评论区，有事情也只会看私信。我现在在网络上留言也变得更加谨慎，可以说到了字斟句酌的程度，就担心发出去伤害了谁。一般就在同担之间相互交流交流。”唐姜旁观过太多粉圈的网暴，“一言不合就网暴，会买水军来冲你的账号，甚至还有人p遗照、人肉搜索等等，这个圈子的风气太差了，就算报警，（网暴者）付出的代价也太低了”。

这并不是我们的错

　　2023年5月20日，清华大学学生洪昊昀获得第72届世界小姐选美大赛中国区最强人气冠军和东部赛区冠军的话题登上热搜后，有网友质疑她的容貌，有网友批判其参加选美是不务正业，也有人怀疑她的学术背景的真实性。人们给她贴上了种种标签，甚至还有人在她的账号下造黄谣，一些不堪入目的文字也涌入了评论区。

　　然而，作为刚走出象牙塔不久的毕业生，洪昊昀面对这些评价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冷静和理智。“在我的理解中，不管是谁，只要顶着清华和一个世界小姐冠军的名号，都会被骂的，所以这些评论不是针对我的，而是针对这些标签。”洪昊昀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成为世界小姐，是她在本科毕业时给自己定下的小目标。

上图：工作中的洪昊昀。

　　世界小姐大赛始于1951年，是全球举办时间最早的顶级大赛之一。“我不喜欢把世界小姐评选当成简单的选美，那太肤浅，我希望能通过这项比赛，向领域外的人展示科研的意义，帮助更多的人。”洪昊昀说，初中时期，她也有过容貌焦虑，曾遭遇校园霸凌，但这些并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更加明白，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她也强调自己不会感谢这段被霸凌的经历，“因为错了就是错了。现在这些网暴我的人也是一样，我看他们就像看一个笑话，只要一想到他们在网络上重拳出击，现实中唯唯诺诺的样子，我就觉得挺搞笑”。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洪昊昀这样豁达，能够面对非议保持良好心态。“我是幸运的，因为自己的状态好，现实生活也非常充实，所以没有受到影响。但被网暴的人中，也有状态不好的，比如此前刚刚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比如那位粉头发的女孩。我知道她们已经听不到我说的话，但我想说，这并不是她们的错。”洪昊昀说到这里，有些激动，她想告诉那些正在经受网暴的人，“很多人在网络上说的话根本不负责任，也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在意这些？我们就好好地学习、工作，让我们自己健康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向有过同样遭遇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传递正能量，也是小谷一直在做的事。

　　法院立案后，小谷摘掉了脸上的口罩，接受了一家视频媒体的采访。“其实在我第一次就这件事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跟家人说，我这么强大的一个人，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都这么大，如果是一个没有怎么接触过社会的小女孩，不知道她会怎么样。这件事被很多媒体报道后，我也经常收到求助的私信。我想传递一些力量给大家，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过错方，我们不怕丢人。但我自己在那么长的时间都是躲在口罩后面，以裹着的心态去面对大家，我怎么有底气跟大家说，我们不怕丢人。所以后来我选择坦然面对媒体、面对网络。”

　　不论是小谷、洪昊昀，还是小杰、唐姜，走过阴霾的她们，不约而同地向记者传达了同样的方法——当你无法承受网络那端的恶意时，切断网线，回归生活，“把自己从旋涡中摘出来，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或许能够帮助受害人度过眼前的困境”。

　　“凭什么生活只给你好的东西？有时候你就是要接受不好的那一面，这才是一个平衡，对吧？”对网暴有着切身体会的同时，小谷也更加理解不同受害人面对同类情况下的不同选择。“以前的我可能会说，如果遭遇网暴，一定要怎么样，但现在的我不会这么绝对，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同的，情况是不同的，有些人希望对方受到惩罚，有些人可能需要一个对不起，还有些人可能只希望这件事情戛然而止。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想要什么。”（记者 周洁 文中小杰、小谷、唐姜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