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之花开疆场
七十多年前，优秀中华儿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踏上了壮烈的抗美援朝战场。在这支队伍中，有一群英勇无畏的文艺工作者始终相伴人民子弟兵左右，与前线官兵并肩作战，苦乐相伴。他们中间，不仅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马连良、赵丹、侯宝林这样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也有常香玉、王昆、杜近芳、徐玉兰、王文娟等当时崭露头角、深受群众喜爱的名家新秀，这群艺术家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冒着枪林弹雨，用最大的热诚去慰问最可爱的人。他们不仅用精湛的艺术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又用艺术作为中朝两国友谊的纽带，见证了两国的深厚情谊，将精彩的中华文化留在了朝鲜，又把朝鲜的精彩艺术作品带回了国内，艺术花开在疆场，精艺报国传佳话。
上图：常香玉（右）在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战士清唱。
捐献“香玉剧社”号留美名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拉开了帷幕。为了保卫和平、捍卫祖国的尊严，无数英勇的子弟兵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志愿军入朝作战面临着武器装备落后、后勤保障匮乏等诸多困难，美军依靠强大的空军牢牢占据制空权，对我军进行狂轰乱炸，志愿军牺牲很大。为此，抗美援朝总会发表了一则《爱国公约》，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志愿军，其中包括捐赠飞机和大炮等军备物资。
这一年，豫剧名演员常香玉28岁，时任西安戏剧表演艺术团“香玉剧社”社长，看到公约后，暗想自己能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陈宪章，没想到丈夫不仅没有反对，还非常支持。他表示，不管怎么样，哪怕是咱们砸锅卖铁也要为国家捐出一架飞机来。
按照当时的物价折算，一架飞机可是高达15亿旧币，这数字对于一个小剧团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面对困难，常香玉想起了自己常说的那句话，戏大于天。此时此刻，对她而言是国大于天，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国家的强大和平，哪有艺术家的春天？只要是国家的事，纵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实现自己的诺言！
为了兑现这个诺言，常香玉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卖掉了自己的一辆卡车，卖掉了所有的金银首饰，甚至变卖了给孩子的金锁，再加上多年的积蓄，一共卖了几千万元(旧币)，她把其中4千万元捐了出去，把余下的钱作为剧社巡回义演的基金。尽管启动资金到位了，但精力却远远不够，当时，常香玉有3个孩子，最大的不足7岁，最小的刚刚3岁，作为3个孩子的母亲，想要进行全国巡回义演，显然是很困难的。为了能够安心义演，常香玉毅然把自己的3个孩子全部托付给西安市保育院，义无反顾地带领剧社全体演职员开始了巡回义演的历程。
从1951年8月起，剧团先后走遍了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6省份进行巡回义演，累计演出180场，从夏季演到冬季，又从冬季演到春季，迎酷暑，冒严寒，马不停蹄，几乎每天都在演出，中间没有休息，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一方面，常香玉的艺术本来就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与喜爱，另一方面，大家得知常香玉这次的义演是为了志愿军战士，参与的热情更是高涨，几乎每场演出都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按照当时物价，一张演出的票价是2万元，但很多观众却坚持用3万元、5万元甚至10万元购买一张戏票，售票员不同意，他们就硬把钱塞进窗口，拿到票不等找钱就走。
据常香玉晚年回忆，一次演出结束后，有位观众向她表示：“我听到前线志愿军战士受苦，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没有办法到前线去，你把我的手表卖掉吧，去筹飞机的钱”。在河南郑州演出期间，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给常香玉送来一篮鸡蛋，拉着常香玉的手说：“闺女，俺是北乡的，离这儿30多里地，听说你要捐飞机，就想见见你。俺没多少钱捐，这一篮鸡蛋你得收下，这是俺的一点心意。你爱国，大娘也得爱你呀！”看着这一篮鸡蛋，常香玉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像这样的观众还有很多，剧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收到各式各样的“礼物”，而这些礼物很多都是不少人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只希望能够为前线战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到1952年2月初，剧团终于实现了最初的梦想——义演收入实现15.27亿元，足够给前线捐献一架飞机。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了解情况后找到常香玉，对她说：“你的事迹很感人，我提议就用‘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吧！”从此，这架米格—15战斗机就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也叫“常香玉号”）。在常香玉的影响下，当时全国文艺界掀起一股捐献报国高潮，艺术家们纷纷用自己的稿费、演出费来为抗美援朝前线作贡献，在上海，尹桂芳、袁雪芬等越剧十二姐妹义演《杏花村》，全部收入购买了“越剧号”飞机送上前线，画家程十发也把自己画的一本连环画的稿费悉数捐出支援抗美援朝……这样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
亲赴战场慰问“最可爱的人”
“到一线去，到战壕中去，到火热的战士生活中去。”抗美援朝一开始，这成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最响亮的口号。捐献飞机之后，常香玉仍然牵挂着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们，她始终觉得自己应该为抗美援朝做更多工作。当她听说天津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在赴朝慰问演出时不幸壮烈牺牲，非但没有畏惧，反而激发起更大的爱国热情，第一时间请求率剧社赴朝进行慰问演出。
事实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抗美援朝总会先后组织了三届大规模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活动。慰问团带去了大量的慰问金、慰问品和慰问信,更直接地向亲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达尊敬和热爱之情。每次赴朝慰问团都有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在敌机的经常袭扰下,为指战员们做精彩的表演。不少演员还深入到前沿阵地为战士们演唱,把祖国的温暖送到战士的心坎上，有的艺术家甚至还把一腔热血倾洒在了那片土地，令人动容。三届赴朝慰问，让在朝鲜战场上坚持战斗的广大志愿军将士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得到极大的激励和鼓舞,更加坚定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坚持到底的意志；同时也让全国各界赴朝慰问人员更多地了解了最可爱的人在前线生活和战斗的情形。
上图：侯宝林穿着军装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
1951年，在团长廖承志，副团长陈沂、田汉的带领下，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当时，朝鲜战场上战斗频繁、情况多变，在敌炮轰击和敌机空袭下的火线慰问演出，是参加慰问团艺术家们的常态。在战场的“大舞台”上，这支文艺轻骑兵穿行于战火纷飞的崇山峻岭，活跃在战地火线，行走在志愿军各部驻地之间。不论是阵地前沿还是狭窄坑道，无论是行军路上还是战斗间隙，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艺术家的身影。当时，他们演出内容主要是宣传胜利、宣扬英雄，介绍战斗经验等。表演形式则既活泼又生动，大鼓、相声、山东快书、河南坠子……这些短小精悍、轻快活泼的演出形式大受官兵们欢迎。
在今天留存下的影像资料中，可以发现许多大家熟悉的艺术家身影，诸如相声大师侯宝林，照片中的他，身着戎装，说起相声，尽管没有马褂长衫，但周围的战士依旧看得津津有味。当时，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侯宝林和他的搭档郭启儒除表演一些拿手的经典段子外，还精心编排了《杜鲁门画像》《狗腿子》等新段子，不辞劳苦地给志愿军将士表演了一场又一场。两人默契合作，相得益彰，捧哏演员郭启儒憨直朴实的表演风格，恰到好处地突出了逗哏演员侯宝林机智幽默的艺术特色，赢得战士们一阵阵的热烈鼓掌声和开心欢笑声。
1952年9月18日至12月5日以总团长刘景范、副总团长陈沂、李明灏、胡厥文、周钦岳带队的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这届慰问团的规模比第一届更大，代表性也更广泛，包括赵丹、金焰、杜近芳、小白玉霜等著名艺术家，共1097人，总团下属9个分团，进行了四十多天的慰问活动。从中朝边境到“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从朝鲜的西海岸到东海岸，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到许多连队的前沿阵地上，到处都留下了慰问团的足迹。为了圆满完成慰问任务，有的艺术家带病涉过海滩上的烂泥，到海岛上慰问守卫海防的战士；有的则冒着大雨，翻山越岭，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到前沿阵地进行慰问；有些艺术家还到过著名的道峰山英雄营、马良山英雄连、三八线尖刀英雄连、牛角峰英雄连，访问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不仅慰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同时也慰问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
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1953年10月至12月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次，阵容更为强大，不仅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马连良、言慧珠等艺术大师悉数来到了朝鲜战场，更用自己精湛的艺术，给中朝两国人民带来了美的享受。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艺院团大部分还是私营的，主要依靠票房收入为生。也就是说，这些“挑梁”卖票的大艺术家们在朝鲜多演出一天，剧团每天收入就要少许多。不仅如此，这些艺术家们不但慰问演出期间没有收入，还要付给琴师、鼓师、化妆师等人相应的报酬。但为了表示对“最可爱的人”致敬，他们丝毫不计金钱损失，体现了高尚的艺德与爱国之心。
上图：梅兰芳（右一）、周信芳（右二）、程砚秋（右四）、常香玉（右三）、袁雪芬（后排左二）等在朝鲜战场。
在慰问活动中，团员们无论是大艺术家还是青年演员，都倾注了全部热情，竭尽全力完成了每场演出。梅兰芳所在的二队，有他和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等18名演员和一些伴奏人员，还有一些后台工作人员。人数虽少，每场却总有四五个剧目要演。因此，有时向来不登台的后台工作人员也要化妆上台跑龙套，异常辛苦。一场演出结束后，大家就要立刻马不停蹄地乘车赶往下一个演出地点。朝鲜的天气很冷，这群艺术家们就在风中、雨中坚持演出。这样的演出活动，恐怕对所有演员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经历。尽管如此，大家都满怀喜悦地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每个人都专心琢磨如何能让最后一排的听众也能听见自己的唱腔，如何让演技显得更加自然优美……而台下战士们的笑容，雷鸣般的掌声，对这群艺术家来说，就是最大的慰藉和鼓励。
有一天，老舍和周信芳晚饭后去散步，听见炊事班那边传来战士们拉胡琴唱京剧的声音。于是，老舍提议艺术家们去慰问一下那些因为照顾艺术家生活而无法去现场看演出的战士们。大家临时在炊事班里举办了一场晚会，邀请了负责接待的所有战士们来参加，房间里不一会儿就挤满了人。不仅如此，屋外也站满了闻风赶来的战士们。两名接待人员拉琴，马连良、周信芳、老舍和梅兰芳一人一段轮流唱。接着，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也表演了一段。虽然战士们担心艺术家们太过劳累，早早地结束了晚会，但大家都觉得这次慰问“演出”十分愉快，终身难忘。
上图：梅兰芳在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演出《贵妃醉酒》。
正如梅兰芳先生在回国后所写道的那样：“我们到了朝鲜，见到了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战士，也见到了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志们，听到了他们饱含深情的讲述。所到之处，都有人热情地与我们握手拥抱，以表欢迎。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许多之前仅是有所耳闻的事情。那一幕幕景，一桩桩事，都深深地打动了我。”
“上海小姐”的中朝艺术交流
1953年4月24日，经周恩来总理、萧华主任批准，深受观众喜爱的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等组成的“总政文工团越剧队”来到朝鲜，慰问英勇的志愿军官兵，谱写出一段中朝艺术交流的佳话。
这是一支有着“上海小姐”美名的文艺队伍，团里的每一位演员，几乎都不曾有过军旅生涯，但出于对志愿军战士的深厚感情，她们一定要求入朝慰问。事实上，去朝鲜前，每个人都给家里写了封信，信里安慰家人，虽然是去前线演出，志愿军战士一定会保护大家的安全，让家人不必担心；但其实大家心里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谁都明白战火无情，随时可能牺牲在异国他乡，万一回不来，这封家书也就算是诀别了。
上图：徐玉兰、王文娟率总政文工团越剧队自朝鲜回国受到欢迎。
就这样，带着满满的自豪、期待和兴奋，也有着一丝担忧与害怕，这群“上海小姐”在嘹亮的军歌声中踏上了朝鲜的土地。那一瞬间，仿佛觉得人人都变得严峻起来。当时的朝鲜，房子全炸掉了，城市没有了，但是朝鲜人民屹立不倒。有一个形象，始终十分清晰地留在王文娟的脑海：薄暮中，一队小学生，在废墟颓墙间出现，一个个背着书包，头都昂得高高的，唱着歌儿，踏着碎瓦破砖，整齐地前进着。朝鲜同志告诉她们，这就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朝鲜孩子们，面对眼前的情景，王文娟深深地相信：这样的人民永远也不会被暴行所吓倒！
为了把戏送到最前沿，她们常常冲过几道封锁线。尽管封锁线上敌人炮火不停，但大家从不后退。据王文娟回忆，她们第一出戏演的是《梁祝》，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坐满了志愿军战士。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起初担心没有字幕，战士们看不懂，但当演到“山伯临终”时，一位战士突然站起来高声喊道：“梁山伯，不要死！你带着祝英台开小差！”演员在台上听了吓一跳，继而明白这是战士入了戏，让梁山伯带着祝英台私奔……演到“英台哭灵”时，敌机把电线炸断了，洞里一片漆黑，正当慌乱之际，不知哪位机灵的战士掏出随身携带的军用手电筒往台上照，其他战士看了纷纷效仿，顿时千百束光源汇聚在一起照亮了舞台，台上的演员感动极了，就在这样绝无仅有的环境中演完了全剧。一剧终了，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每每回忆起这样特殊而感人的画面，王文娟不禁感慨万千：“这是我永难忘怀的一场特殊演出，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台下这些真诚淳朴的面孔，却让我们时刻感受着光明、热忱和温暖。”
上图：移植自朝鲜经典的越剧《春香传》，王文娟、徐玉兰主演。
除了演出，战士们行军或者挖战壕的时候，剧团的演员们也会即兴演唱，给他们鼓劲。见战士们爱听，演员们更加起劲地唱，唱了“双看相”“唱道情”，又唱“三番十二郎”，把脑子里所有的越剧开篇、短曲都唱了个遍，然后临时“掼路头”编词唱，唱一些贴合当时感情的开篇，一直唱到日落西山……在战争中，生与死往往只有一秒之隔，一线之遥，每一次登台，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出，战士们也用最纯朴最真诚的感情回馈了艺术家们。可能是越剧姐妹们的表演在艰苦残酷的战场上，唤起了大家对美好生活和真挚爱情的向往，许多人甚至接连看了七八遍也不觉得厌腻。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历时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当晚，司令员彭德怀出席了志愿军代表团的庆祝晚会，还高兴地观看了徐玉兰、王文娟演出的《西厢记》，大家都陶醉在了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彭老总还到后台慰勉大家：“你们这些‘上海小姐’不容易呀，从舒适安逸的环境中来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从老百姓一下子变成志愿军文艺工作者，不容易！”
在朝鲜为期八个多月的演出中，越剧姐妹们在朝鲜东海岸、西海岸以及开城地区总共慰问演出116场，共计观众13万余人。回到志愿军司令部，王文娟和徐玉兰都荣立二等功，并获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但这段岁月带给她们的人生感受，却不是两枚军功章就能完全包括的，更将一部朝鲜民族的经典名著《春香传》移植成越剧，带回了祖国，促成中朝友谊史上的一段佳话。
原来，《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西厢记》的演出不仅得到解放军的欢迎，出乎意料的是，朝鲜人民也非常欣赏。戏一完，他们常常带着满腔激动，跑过来用手势讲：“明白，明白，亨卡其（一样）……我们也有春香。”《春香传》是朝鲜很有群众基础的好戏，它是从三百年前的一个反封建压迫的民间故事发展来的，直到现在还普遍流传着。朝鲜人民非常热爱春香，连七八岁的小孩也认为春香是值得他们骄傲的人物。朝鲜有句俗语：“生女要像成春香。”从这里就可以想见春香在人们心里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在开城看了话剧团和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专门为大家演出的话剧和歌剧《春香传》后，徐玉兰、王文娟知道了完整的春香故事，并深为人物身上的高贵品格所感动，对春香这个优秀的古代朝鲜妇女产生了很大的热爱，想到要把《春香传》改编成越剧介绍给中国观众。
这个想法一提出，可真忙坏了朝鲜同志。单单寻找剧本这一桩事，有多少朝鲜同志奔忙——专家在牡丹峰的地下室里翻寻劫后残书，房东阿爸基到处访觅古本，连朝鲜人民军的军事电话里也出现过寻找这个剧本的通话。结果竟然收集到古今各种版本有八种之多。然后，就在三八线上的松岳山脚下，演员们跟着朝鲜老师跳起剧中端阳节的菖浦舞。除此之外，朝鲜父老们还教大家学习古代朝鲜社会的礼节和习尚，连怎样举步、扬手和怎样吃饭穿衣都教了。
越剧《春香传》上演后得到一致好评，成为上海越剧院保留剧目之一，许多兄弟剧种的名家也纷纷搬演，如京剧的言慧珠，黄梅戏的严凤英，评剧的新凤霞等。值得一提的是，当徐玉兰、王文娟携带《春香传》在北京演出时，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大姐也特意到天桥剧场观看了该剧。见到久违的“上海小姐”们，周总理笑着夸道：“你们的朝鲜舞跳得不错啊。”并指指王文娟对贺龙老总说：“王文娟扮起朝鲜人来很像咧。”
就这样，从带着越剧来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到移植《春香传》回到祖国，将朝鲜传统民间故事介绍给中国观众，徐玉兰、王文娟等“上海小姐”，用艺术完成了一次中朝友谊的深入交流。在今后的岁月中，这样的艺术友谊仍在继续，曾以演出《卖花姑娘》闻名的朝鲜血海歌剧团相继又向越剧学习移植了《红楼梦》与《梁祝》两部作品，获得朝鲜观众的喜爱与欢迎。时至今日，无论是越剧《春香传》还是朝鲜歌剧《红楼梦》，无不见证着两国世世代代的友谊。
不独如此，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战斗一线，残酷的战场成为了他们生动的大课堂，淳朴又伟大的英雄们给予了艺术家无限的创作灵感和力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脍炙人口的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我是一个兵》，影响深远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小说《团圆》，还有京剧《奇袭白虎团》等，至今影响深远，流传不息。
今天，翻开那一页页写满了文艺工作者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充满荣光的历史资料时，仍然会被他们烈火般炽热的真挚情怀和感人肺腑的战友情深所震撼、所感动。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记者｜王悦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