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的未来动能

　　过去一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6万亿元，增长5.2%。2024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粮食产量1.3万亿斤以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5%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月5日上午9时，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李强总理还提及，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从新质生产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解读今年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权衡说，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掘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发展红利，仍是国家发展之关键。

上图：2024年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新质生产力从何而来

　　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屡屡提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何为新质生产力？央视一篇报道称，其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国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这一热词成为众多代表委员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话题。

《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新质生产力。来源：国务院客户端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讲到新质生产力，一番叮嘱蕴含着辩证思维：“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习近平还提到“现在我国汽车产销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是最好的”。

　　新民晚报旗下视频号“上海时刻”推出过一条视频——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经理、全国人大代表李丰化身记者，采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主题为“新质生产力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

　　丁奎岭称，新质生产力，首先在于“新”——创新是关键的核心要素；而“质”，主要在于质优，亦即这是高质量生产力。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基于科技创新作为基础的。“比如说我们最近谈得比较多的出口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以动力电池出口为例，买家最在意的还是电池性能要好。”丁奎岭说，“我曾经在调研时询问过我们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我问他，你为什么能够做到在电池性能上领衔国际上最好的技术至少一年半以上？他说，中国有非常强大的电化学的基础研究。我一听，有道理。因为我们国内很多高校——厦门大学、上海交大等等，在电化学的基础研究领域有很强实力，足以支撑整个产业发展——一方面提供技术路径，提供材料；另外一个方面在于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在丁奎岭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科技创新，需要有战略的定力，又要有很强大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

上图：2023年6月4日，中国航发“太行110”重型燃气轮机（代号AGT-110）在深圳通过产品验证鉴定。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新民周刊》记者发现，无论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吴希明“希望构建央地合作低空经济示范合作项目”，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航空工业沈飞党委书记、董事长纪瑞东所提“早日实现有人与无人商用融合飞行”——“低空经济”不断被提及，其背后是代表、委员纷纷意识到人的因素不可或缺。

　　人才难得，人才何在？

　　3月5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首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时，科学技术部部长阴和俊提到，40岁以下青年牵头1100多个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达到了总数的20%以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80%的项目由45岁以下的青年人员承担。在北斗导航、探月工程、中国“天眼”这些大工程中，许多项目团队的平均年龄刚过30岁。

　　阴和俊更提到，要把对青年人的培养作为重要指标，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把一半以上的基本科研业务费投到35岁以下年轻人身上。在重点实验室的评估中，把对青年人的培养作为重要的指标。把青年科技人才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对从事基础前沿交叉研究的青年科技人才，想办法提高稳定支持力度，尽量减少考核频次，让他们心无旁骛，沉下心来潜心科研。下一步，科技部将努力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发展创造好的科研环境。在工作中，给年轻人提供机会、搭建平台、营造环境。

　　在生活上，针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急难愁盼”，特别是薪酬待遇、家庭生活、身心健康等重点关切，科技部将会同各方共同努力，帮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年轻人真正沉下心来搞科研，调动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绽放青春。

　　下一步，该如何培养更多能激发、催生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呢？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钱锋院士在今年全国政协第十四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加快卓越工程师培养，助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提案》，其中提到，卓越工程人才是深入推进新工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我国卓越工程人才存在培养知识和能力结构亟待优化、培养模式亟待转变、培养生态体系亟待建立等问题，建议从构建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创新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打造政产学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生态等三个方面深化工程教育改革。”钱锋院士如此写道。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黄勇平则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就是让科技创新贯穿到每一个发展环节，由人才培养，到科技创新，再到推动产业发展，才能最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在权衡看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在科技评价体系、人才评价体系、资源配置机制体制上寻找新的突破口，以此来将科技创新的生产关系理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引擎，奏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

上图：3月6日下午，权衡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组会议。

长三角的样本作用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权衡履职一年来，调研足迹遍及长三角三省一市，更踏访到了县级市的十余家民营企业。特别是2023年7月到11月，围绕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权衡作为牵头人之一组织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课题组，在上海、江苏、浙江及安徽三省一市选择重点部门、重点企业和重点区域进行考察和调研。通过调研，他认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在长三角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对外能够更好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对内也能够推动和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更好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3月3日，权衡准备了四份建议，启程参加全国两会。此前，在上海社科院的办公室里，权衡就向《新民周刊》记者提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该聚焦科创。

　　从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的角度去衡量，无论是未来产业先导区，还是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等，都需要在科创领域发力。而通过调研，权衡发现，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这三省一市在科创领域未来可以做到更好的优势互补。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科创共同体建设。”权衡告诉记者，“三省一市应该让各自的特色更鲜明，并共同思考、筹划资源与优势的互补，以此创新布局区域合作网络，防止、避免那些雷同、重复项目所导致的资源浪费。”

　　在权衡看来，地方政府在进行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应避免各种不必要的卷。地方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在科创领域要更多涉及基础研究，通过产业创新、应用创新来带动经济增长。“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网络节点思维，在整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体系里去找新节点，而不是跟风在某些赛道进行同质竞争。”

　　权衡认为，科创共同体建设，要注重顶层设计，在基础研发上共同投入，进行资源共享，以期获得“1+1+1+1>4”之创新溢出效益。长三角围绕如何使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这四链融合布局，值得深入研究。

　　探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优势与特色——上海在基础研发、人才开放、国家战略对接方面具有优势；江苏在制造业，特别是产业科技、应用场景方面具有优势；浙江的民企、民营资本发达；安徽近些年在前沿科学领域发展得有声有色。位于合肥的国家科学实验室与位于上海的张江高科颇有联动，双方携手实施“两心同创”， 使得两大科学中心创新策源能力不断提升，创新合力不断增强，创新生态不断优化。权衡认为，长三角各地的这些优势，以及已经产生的联动，应进一步融入长三角下一步的发展中，形成合力。

上图：深圳光明科学城启动区内的合成生物研究大科学装置。 

　　就国家层面来说，如何给长三角一体化以更多支持呢？以上海为例，权衡向记者解读道：“我觉得国家层面在支持上海制造业再发展方面，应有新的尝试。比如此前在上海布局的大飞机、汽车等项目，发展得不错。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一些此类产品必然会逐渐临近使用期，然而其核心零部件还是完好的。如何通过再制造业的发展，对这些产品进行翻新，达到循环利用，这就是有关循环经济的一个新课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未来产业有序布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而在国产大飞机C919投入商业运营，国产大型邮轮成功建造，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的情况下，如何在循环经济上有所突破，上海的探索，总结出的经验，就能辐射长三角，进而在全国起到样本作用。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不低。再制造业大有可为。”权衡说。然而，现代化的循环经济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投入更多研发力量与生产资料来完成。

　　目前来看，有关工业核心零部件的循环应用等方面，由于未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而使得举办、推广有些困难。权衡举例，美国目前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促进循环利用，促进再制造业发展。亦有美企来华准备对接一些再制造业项目，可在投资的过程中发现，涉及到此前一些有关禁止“洋垃圾”的法规之羁绊，很难顺利展开生产。权衡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之变化，到了在一些领域调整或者放开政策的时期。比如通过修订有关法规，更好地扶植再制造业发展，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新业态新发展。

上图：2023年11月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上展示的人形机器人。

　　就上海本身来说，更要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新期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这也成为上海“五个中心”的功能新定位。这个定位更加凸显了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的特殊使命。如何提升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能级，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2022年9月，《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印发。2023年，上海成立了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和首批未来产业专委会。上海市市长龚正在2024年上海两会期间表示，上海将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打造未来产业先导区。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组织实施模式，加强未来产业前瞻技术创新布局，大力发展自主可控核心工业软件和工业操作系统。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力度。这些都是对中央期待的最新回应。最为耳目一新的，则是2月28日，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公布。

　　在权衡看来，上海乃至长三角为中国式现代化起到龙头示范引领作用，亦是在为国家试点制度。

区域经济发展促高水平改革开放

　　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目前，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央层面基本完成，地方层面有序展开”。同时，还要“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权衡看来，区域经济的不断健康发展，对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有实质性的促进。且看在中国版图之内，区域经济发达者并非仅仅长三角一处。诸如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秦岭地区、淮河流域等等，都有着鲜明的区域经济特征，还有东北振兴、黄河几字湾、长江经济带等等的发展，近来都颇受瞩目。权衡向记者分析道：“区域经济发展的背后，确实在一些地方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这就需要制度创新。”

　　诸如省域基础设施如何互联互通、市场准入标准如何统一，其他地方如何与区域经济互动、协调发展，这都需要从国家层面强化推动。而各省市在一些行业的管理标准、规划规制方面，该协同探索——包括国土资源空间规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跨省港航一体化合作发展、跨区域财税体制机制改革等，都是适宜探索的领域。

　　在权衡看来，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发展情况不尽相同。“然而，我们目前也应看到，不同于过去那种主要看经济发展总量、规模、速度的高速发展阶段，接下来，如何做好全要素生产率的追赶？各地不应追求小而全。”权衡分析，“区域经济的特点在于合理分工、整体发展。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呢，但要是能够捏成拳头，就能形成合力。如果反之，比如行政区的概念太强，就会抑制市场，阻碍生产要素的流动。”

上图：搭载5000多台新能源车的比亚迪“开拓者1号”滚装船今年1月举行首航仪式，货船驶往欧洲。

　　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权衡就曾向媒体提及跨行政区域的资源流动所带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问题。当时他指出，要解决好各方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问题。“比如污染问题，大家可能一开始都希望空气和水污染跑到别的地方去，如果解决不好，会影响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因此，要完善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今年，他进一步向记者强调，要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的一致性，努力做到“三规合一”，亦即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中涉及到的相同内容统一起来，并落实到一个共同的国土空间资源规划平台上，各种规划要有机衔接，一体化协同。“高度重视探索‘三规合一’，乃至多规合一，才能真正把单一的诸如产业规划、交通规划、项目规划等等放到一张蓝图绘到底，防止规划功能碎片化。”

　　做强区域经济，对整个中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促进作用，并促进高水平改革开放。

　　在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放眼全球，俄乌冲突、巴以争端，以及一些国家的大选年面临领导人更替、其内政外交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对此，我们该如何应对？权衡对记者表示：“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还是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要谋发展，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当然也要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以我们自身发展的最大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权衡看来，发掘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红利，是过去四十余年的经验，也是我们仍要坚持去做的——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来寻求释放更多红利。其中一大关键在于统筹科技创新生动力与高水平改革开放协同发展。如此，才能尽快完成科技自立自强，科创领域要聚焦“卡脖子”问题。在权衡看来，目前我们面临的不安全因素之一，还在于西方反华势力对我们“卡脖子”。通过经济领域的种种举措，化解“卡脖子”，则是值得期待的。主笔｜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