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孩子，是怎么“流行”开的

　　“不婚不育，芳龄永继；不生不养，仙寿恒昌”……不知从何时起，这种选择不生孩子的观念在中国的育龄人群中“流行”起来。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3年发表的《中国女性终身不育水平估计》，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得出，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为5.16%，低于美国11%和欧盟国家19%的平均水平。但随着未来城镇化加速推进、高等教育继续普及、婚育推迟程度持续深化，中国女性终身不育率还将进一步上升。

　　那么，曾被传统思想“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影响几千年的中国，不生孩子的观念又是怎么“流行”开的呢？

不生也是做贡献

　　中国人“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有足够的人下田干活、扩充军备，多以行政措施强制早婚，鼓励生育。《庄子·天地》篇中，记有华之封人（守边人）与尧的对话，他祝愿尧长寿、富有、男孩多。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祈求多子多孙的一种社会共识。

　　在2019年出版的《李银河说爱情》一书中，提到中国古代形成了鼓励生育的文化，尤其是在先民社会，生存的物质环境非常艰苦，人的死亡率极高。如果不大量地生孩子来补充族群，那就有可能灭种。当时的人有这种切近的危机意识。由于中国古代的生育文化是鼓励所有人拼命生，因此从古代开始就长期保持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代人都可能遇到战乱，战乱之后就会导致灾荒和瘟疫，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并不快，汉代中国人口就有6000万，但直到宋代才突破1亿人口大关。

　　1982年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实施时，中国人口已经突破10亿人，政策引导“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就好”。推行几十年后，大家接受了少生更好的观念，不想生孩子的想法也越来越普遍。

　　在上世纪80年代，“丁克”（Double incomes no kids的缩写DINK的谐音，意思是“夫妻双方都有收入没有孩子”）这个舶来概念在中国发芽，社会学中正规的术语叫“自愿不育”。李银河对于自愿不育的人群做过调查，出乎她意料的是，虽然每个人选择“自愿不育”的理由有不少，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他们说，中国已经有这么多人口了，我既然不能为国家多做点儿什么贡献，我就少给它生一个孩子吧。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表示，40多年来，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女性的终身不育水平呈现出鲜明的时期、队列、受教育程度、城乡、区域和省际差异。

　　根据《中国女性终身不育水平估计》，居住在城市、极低生育水平省份的女性，终身不育水平更高，这些地区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均在6%以上，高于全国5.16%的平均水平。全国共有14个省份45—49岁女性的无活产子女比例超过了5%，其中，北京和上海这些生育水平极低的一线城市，45—49岁女性的无活产子女比例很高，分别达到11.92%和8.18%，东北三省吉林、黑龙江和辽宁的相应比例也较高，达到7%—9%。

　　从受教育的维度来看，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终身不育水平越高，2020年小学和初中受教育程度的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均已接近5%，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则分别高达6.46% 和7.98%。

当个人主义抬头之后

　　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湛教授和博士后李靖2022年合著的《性别与家庭视角下的包容性生育政策研究》中，提到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的低迷是当代全球社会趋于普遍的现象。

　　20世纪避孕技术的普及将性行为与生育之间的天然关联转向人为可控。到了21世纪，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现代化语境下个人主义的凸显，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婚姻和生育更多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已成为人生中的备选项而非必选项，以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为代表的传统生育观逐渐没落。

　　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现状。最直观的就是数据。

　　在胡湛2023年发表的《新时代家庭政策发展的中国路径——基于人口负增长的视角》中，他提到在少子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家庭户数量增长迅速、规模持续缩减、结构趋于简化。从历次普查资料来看，家庭户规模在1990年—2010年间锐减，从1990年的户均近4人降至2010年的3.09人。其中0—14岁少儿人口从1990年的户均1.10人降至2010年的0.51人，降幅过半。到了2020年，中国家庭户规模则进一步降至2.62人。

　　户均儿童只有0.51人，是因为选择不生的人愈来愈多。其中，高等教育扩张直接导致了人口初婚和初育年龄的推迟，一代户家庭（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如独居的单身人士、丁克夫妇和空巢老人）数量增多、周期延长，极大地影响了其对履行亲属义务和组建家庭的态度和行为，也便利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传播。

　　在李银河看来，从文化转型的意义上看，自愿不育更深刻的原因是个人主义的理念增加，家庭主义的理念下降。“这些选择自愿不育的人只不过就是更多地关注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享用而已，并不是自私。”

　　有一种观点认为，除了个人主义抬头，鼓励个人消费也对“不育”的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女性在工作以后到生孩子前，往往是最舍得消费的时候。而一旦当了妈妈，就开始注重性价比，消费降级也是一种趋势。

　　而且，不育的女性，可能在职场更受欢迎。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魏南枝看来，传统的婆媳关系中，年轻一代女性是被压抑的，而接受资本主义的一套现代理念和话语后，拒绝生育就变成反抗传统压抑的方式。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对人的价值的评判，往往是以职场成功为核心的一套标准，所以一旦出现生育这个变数，就对这种价值评判造成严重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女性出现产后抑郁症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也与这种价值评价的逻辑有关。

　　当下的网络舆论环境，也似乎让“不婚不育”成为一种流行的选择。胡湛表示，应当更加宽容看待并充分尊重个体及其家庭的生育选择，但当前舆论尤其是网络中却充斥太多针对婚育的张力，未婚未育群体的预期焦虑，已婚已育群体的现实压力，还不时混杂着消费主义的泛滥。在自媒体时代片面凸显母职的困境乃至惩罚，在“幼态化”的文化潮流中，“母亲”不再有光环，而是意味着“衰老”与“压力”，这无异迈向了一个极端。

　　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回想一下，近30年影响国人的现实文化作品，很少是宣扬“生孩子幸福”的。

美剧《成长的烦恼》。

电视剧《我爱我家》。

　　上世纪80年代经典美剧《成长的烦恼》在21世纪恐怕很难有收视率，《摩登家庭》因为加入了同性婚姻、老少配的再婚家庭才有卖点。在日韩剧和港剧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职场剧和单身男女的情感剧。国内《我爱我家》《家有儿女》是为数不多描述有孩子的幸福家庭的影视作品，但近20年这类温馨作品似乎断档了。

　　而现在，短视频里充斥着“高彩礼”“恶婆婆”的梗，隔三岔五上热搜的“熊孩子”新闻甚至造成了有娃和无娃人群的对立。

养育成本计算

　　在李银河对于丁克一族的调研中，首当其冲选择不生孩子的原因是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如果生孩子，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低，生活负担加重，责任要加重，养不起孩子。如果我生孩子，总得给孩子一个体面的生活，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体面的生活的话，我就宁肯不生。”

　　在2019年胡湛和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希哲合著的《重新诠释“计划生育”的内涵——实现“家庭自主生育”转型并避免误读“鼓励生育”》中，提到“中国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养育子女成本的高企是导致大量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原因，随着年轻一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改变，这一格局有可能越来越不可逆”。

　　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仅次于韩国。

　　欧美国家的低生育率大多是在相对高的生育意愿和相对完善的家庭政策背景下出现的；而中国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养育子女成本的升高是导致大量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之一，随着年轻一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改变，这一格局有可能越来越不可逆。

育儿成本是不生育家庭普遍提到的顾虑。

不生孩子社会会怎样？

　　根据胡湛教授团队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起，出生人数的大幅下降使未来进入黄金育龄队列的“妈妈”快速缩减（未来10年育龄女性年均减少约300万），这一下降趋势至少持续至2045年前后，再加上婚育推迟对释放生育潜力影响越来越大，即便短期内生育率有所提升，也只能在一定时期内有限弱化每年出生人数减少的程度。未来30年，年度出生人数将在大概率落在900万—1000万区间甚至更低。

　　而现在主动选择不育的人群主要是90后和00后，他们向往独立、自由、享受，抵制“996”，发达国家也走过类似的道路。年轻人对组建家庭、养儿育女的意愿逐渐下降，对婚姻的依赖不如以往强烈，单身经济盛行。此外，彩礼、房价等传统婚姻成本较高也会抑制部分年轻人结婚意愿。当“不婚不育保平安”成为口头禅，婚都不想结，更别提生孩子了。

　　对于不育人群的增加，李银河觉得没什么可怕。“从资源、国土面积和人口的比例来看，美国跟咱们的国土面积差不多，他们的人口才3.3亿，是我们近14亿人口的零头；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几乎是我们的两倍，人口才1.4亿，是中国的十分之一。”

　　而且，养儿防老的功能早已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转型、改进、扩展、改革等进程。人们获得保障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部分家庭功能转移到公共部门，削弱了家庭的部分传统功能，尤其体现在经济和照护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代际交往中的交换动机。也就是说，当“养儿”未必“防老”时，生不生孩子可能在未来的养老状况中殊途同归。记者｜金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