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房、公寓和街区是如何回归上海人民的？

　　大上海于1949年5月27日宣告胜利解放，迄今已经75载！而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曾经被当时主要媒体称之为各种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阶层、洋行买办、社会帮会组织及特务流氓等势力在旧上海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军队在撤走之前又作了周密系统的布置。在这种形势下，根据中国共产党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在结束上海市区的战斗任务后，立即部署警备上海和保护财产的工作，以保障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城市工作的顺利实施！

草婴书房。摄影/孙中钦

二十军的历史功绩

　　上海战役从5月12日开始，仅半个月就取得辉煌胜利。在市区没有使用大炮的这场城市攻坚战，被战役最高统帅、也是解放后的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司令员称之为——瓷器店里打老鼠。借用陈毅市长这句著名比喻，可以说上海中心城区的各类瓷器都得以完整无缺。水电煤和公交公司运作正常、机场平安交接、苏州河上的桥梁保护完好；洋房、公寓、大厦以及主要街区和弄堂生活区，没有实际损失。人民政府挂牌后，即对洋房、公寓、大厦进行清点。

　　回首往事，首先要感谢人民解放军的二十军前辈有效组织了上海市第一警备区的警备并兼任松江地区城防。陈毅签发的第一警备区警备区域，按照解放初旧制行政区域划分共计有九个辖区，即邑庙、蓬莱、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龙华、杨思、洋泾等区（相当于现在的黄浦、徐汇、闵行和浦东新区的沿江部分地区），人口约二百十万，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其中外侨约两万人。而在二十军的警备区域中：有贫民聚居的棚户区，也有官僚、资本家的公馆区；有繁华的商业区，也有偏僻的近郊区。可以说整个辖区人员结构非常复杂，尤其是在曾经由帝国主义势力长期统治的所谓租界内，政治和社会情况显得更为复杂。

徐汇区嘉善路街区近日即景。

　　根据上海史学者、二十军军史专家和徐汇区地方志办的研究和纪录：二十军的军部兼第一警备区司令部，驻地就设置在如今徐汇区（当时为常熟区）汾阳路七十九号即原法租界公董局（上海法租界的最高行政当局）的总董官邸洋房。全军基本上以一个团警备一个区的方案进行部署，迅速地接管了属于人民的主要厂房设备、城市基础设施和大厦、公寓、洋房等保护性工作。二十军在上海解放后六十多天的功绩是：“在辖区内接管众多仓库、堆栈、码头、工厂、公司、六十三处敌伪官僚房产及一个飞机场，保护了私营企业的产业，保护了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据记载：当时二十军副政委兼军政治部主任汤光恢交给政治部负责市区宣传政策的林晖一项接管大官僚资本家房产的任务，并给他一本国民党时期上海市的甲种户口簿，即上面记载着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群、毛森等公馆的详细地址，让他带一个警卫连去执行。林晖原本就熟悉上海，他按名册和警卫连及时完成了这些公馆的接管工作。

　　林晖（原名林圣纬）出生于1922年11月，15岁参加新四军；荣获抗日战争时期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战争时期二级解放勋章；他参加新四军前，曾经在上海法租界生活了十年。因此，由他去担任接管负责工作是最合适的人选；同时，其工兵战友迅速地清除地雷、炸弹等各类国民党反动军队和特务组织安置的爆炸物，并清除铁丝网和暗堡等障碍，确保了上海城市正常社会运行和市民、来沪人员的人身安全，也为经济复产和企业经营提供了可靠的安全环境！而二十军作为王牌主力部队，翌年即1950年冬就投入了抗美援朝战场！

解放初的经济手段

　　首先需要说明的历史事实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并不是直接地没收西方殖民者的大楼等资产；在和解放初期的外商机构、洋行代表和西方驻沪媒体打交道时，也不是由军管会代表出面。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骨干在丹阳集训时，对于上海作为当时远东最大金融和贸易中心格局并由此形成的各路资本投机者和买办方等资产轮廓及其背后势力，已有全盘了解。

　　在准备上海战役阶段，中国共产党自己在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根据地经济学家同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汪道涵和顾准的相关政策性主张，都得到过周恩来和陈云的高度赞赏。而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最初运行的阶段，第一任财政局长顾准更是直接出面交涉，如同现在的首席谈判代表；汪道涵则更加注重经济情报的分析和对西方媒体涉华报道解构，如同现在的政策研究代表。与此同时，主管上海经济工作的副市长曾山对十里洋场的洞察也极为透彻！曾山曾经在旧上海从事过地下党业务，主要就是隐蔽接收海外华侨援助新四军的物资。

　　早在进入上海前夕的丹阳军政集训阶段，陈毅、曾山、潘汉年和顾准、汪道涵、夏衍（入城后负责宣传、文化工作）就形成过集体共识。即上海自开埠以后，就吸引了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官方资本和私人投机者前来办企业、开银行、开发房地产。这些冒险家在上海巧夺豪取，如利用租界等治外法权和依据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巨额的利润，并且在上海盖起了高楼大厦。所谓十里洋场的风光局面，则是发生在人民权益和国家主权丧失的前提下获得的。

　　解放的意义，就是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驱除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砸碎捆住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镣铐。上海经济结构在解放初期发生巨大变化，直接影响着全国局势的稳定。据上海地方志记载：新生的人民政权逐步驱赶西方经济势力，把大量西方资本各类地产和房产转化为国有资产，这个过程延续了将近三年并为民族资本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奠定了基础！

　　1994年即上海解放45周年之际，我曾经有幸聆听过这一过程的记录者即我的博士生导师陈绛教授完整地介绍过顾准的对策。即在旧上海，外滩、公共租界的黄金地块已经达到了昂贵天价；租界工部局按地价收取地产税，是项重要的财政收入。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在代表人民政权制订上海新税制的时候，就考虑到：外国投机者累计在上海豪夺的房地产那么多，高楼林立、别墅成群，为什么不能对他们征收地产税呢？而且要大幅度提高税率！

　　而上海社科院老院长、经济史权威张仲礼先生史料留存中所记录顾准对策是：“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从价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而“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19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而顾准当年的总结则是：“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正是1952年上海从经济上获得独立，翌年首个五年计划得以实施！

　　特别是作为对外滩地标的标志性经济改造工程，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沙逊大厦。最初作为华东财政局办事处，1956年即首个国家五年计划期间作为和平饭店开放。

新街区的红色基因

　　从林晖、顾准、汪道涵和夏衍等人民政权重要骨干采取的行动来看，新政府显然是有备而来、且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上海的主要资产是了如指掌的。鉴于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垮台之前销毁文件和带走相当部分关键档案，以及上海解放初期的西方企业及其代理人并不主动提供大厦、别墅、公寓等经营性档案或商业资料、图文；那么，决策依据从何而来？

　　根据我的研究、寻访，新政府及其骨干人物的决策依据就是黎明前上海地下党在各个经济领域和商业系统，收集到的战略性经济情报，并且付出了多人壮烈牺牲包括最后损失秦鸿钧电台的高昂代价。1949年3月17日夜，秦鸿钧韩慧如夫妇被捕；5月7日，秦鸿钧和李白等一起牺牲于浦东戚家庙（现浦东世纪公园），史称黎明十二先烈；离解放仅二十天！

秦鸿钧、韩慧如夫妇。

　　秦鸿钧电台是上海战役决战前夜，上海地下党和党中央联系的最关键渠道；也确实是因为发报量大、频率高、耗时长而被敌特务机构侦察系统锁定。我曾经惋惜当年有必要让秦鸿钧发那么多电报吗？也想这些电报又是些啥内容呢？经多年探寻终获知：主要就是反映经济结构、商业版图、大楼产权、公共设施、医院布局和社会机构、生活资源等情报。秦鸿钧知道会暴露会牺牲，但仍然义无反顾。秦鸿钧以生命为代价发出的情报，为毛主席、党中央制定解放上海的方针和如何管理这一远东最大经济中心城市，以及如何争取民心如团结工商业者和医疗、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解放后的斗争如控制物价、打击银元贩子、实施人民币进入社会经济领域，提供了划时代贡献。解放上海的最高军事首长陈毅在大部队进入上海之前，就根据秦鸿钧情报作出了解放军睡马路的决定。他担任上海首任市长后，还根据秦鸿钧的情报进行了出色的经济决策和战略部署。秦鸿钧牺牲后，他的经济、社会情报继续为人民服务了七年。在1956年，秦鸿钧情报完成了历史使命。国务院在这一年成立了两个重要研究机构：上海历史研究所和上海经济研究所，由秦鸿钧的战友筹备并留存了其情报供研究。

　　如上海经济研究所，就根据秦鸿钧电台的档案遗产进行了沙逊集团、怡和洋行、英美烟草公司和杨树浦发电厂等项目研究，为上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上海历史研究所则对行政区划、市井弄堂、市民阶层和文化资源进行了多课题深入分析，为上海留存文化遗产、新建项目立项、城市区划调整、红色遗痕考证等工作做出了足以告慰先烈的贡献。1958年9月，国务院再批准在经济所、历史所等机构基础上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

　　而秦鸿钧情报所提及的主要大厦、公寓和别墅，在上海解放初期都回到人民怀抱。这些资产的主要用途就是：新政府机构的办公场所、新型的居民区设置、学校场地、文化场馆和商业经营场所。很多设施的功能在上海解放初期维持至今；有的因实地变化形成新街区的更新活力：或成为新型红色基因传承地、或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枢纽。这在徐汇区天平街道辖区内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一辖区作为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核心区域，正是城市行走的热门地！

夏衍旧居：原为建于1932年的英商别墅，由邬达克设计。

　　2021年5月即百年风华之际，为纪念秦鸿钧先烈，天平德育圈在韩慧如同志担任过校长的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了秦鸿钧中队，我发现并结识了先烈的曾孙秦翊凯。如今秦同学已经四年级，校长陆培贤告知秦鸿钧中队已经是第二届，而秦同学是副中队长。秦鸿钧中队为迎接上海解放七十五周年，联合天平街道团委和八院团委一起行走历史风貌区。我为其城市行走推荐的主要经典建筑是：建国西路570号上海机关建国幼儿园主楼（原汪精卫寓所、解放初被直接没收兴办幼儿园），乌鲁木齐南路178号夏衍旧居和草婴书屋（原是霸占长江商业运输业务的英资航运企业老板别墅），汾阳路79号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上海解放前为白崇禧别墅），以及近年进行修缮保护的钱壮飞旧居（嘉善路117弄24号）、新四军驻沪办事处旧址（嘉善路140 弄15 号）和瞿秋白旧居（汾阳路64弄10号），足以深情缅怀！撰稿｜王泠一（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天平德育圈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