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国际大都市，深度链接全球

　　进入5月，进入大上海的纪念季。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纪念日。而在这一天来临之前，诸如青浦、奉贤、嘉定等区已经行动起来了——种种纪念活动次第展开。

　　以今日上海市的行政区划来看，这些地方大约在1949年5月14日就已经解放。奉贤区档案馆日前披露的一段馆藏资源显示，当年5月13日，浦解总队浦南中队与解放大军会师后进军奉贤，5月14日清晨，30军占领奉城后，与31军一起迅速解放了南汇、川沙、周浦等地，并向高桥进发。这也意味着奉贤全境是于1949年5月14日解放的。

　　近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江山大势——1949年国共和平谈判》一书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曾述及，1947年2 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面强调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一面又提出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从全面内战爆发算起，大致需要五年的时间。亦即，全国解放之期大约要到1952年左右。在罗平汉看来，当年这些预判的前提是——中国之大，中国问题之复杂，使得全国解放绝非一蹴而就。而之所以全国解放之期比预想的要更早到来，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人民群众鼎力支持，包括整体上的人心向背——国民党阵营中起义、投诚者不断。

　　罗平汉告诉《新民周刊》，同样的道理，当年有远东第一大都市之称的上海，并非一日之内就能获得解放。被称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解放上海战役，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城市，争取人心：不用重炮，扫灭残敌；胜利之师，露宿街头……如此种种，一方面是为了当年上海之获得完全解放，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最早的基础。

　　回看上海解放至今75年间，转型与发展，当代上海的永恒主题！从十里洋场转型为共和国的经济中心，从工商业城市转型为工业中心，再到在共和国发展史上的历次转型——浦东开发开放、自贸区建设等等，上海成为中国都市化各阶段进程的先行先试者。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习近平强调，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力。

　　这无疑是上海所需要解答的最新命题，也是为未来中国而探索，而实践……

2021年7月1日，上海人民广场立体大花坛上演音乐灯光秀，呈现出中共一大会址等图案景观，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围观。

上海解放初期的人民广场。

有世界影响力的上海

　　2023年，上海实现4.72万亿元GDP总量，位居世界城市前列；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3300多万亿元，再创新高；口岸贸易额达10.7万亿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6%，居全球城市首位；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4915.8万标准箱，连续第14年领跑全世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一轮的科技创新集群排名当中，上海排名全球第五。

　　这些数据无不显示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整体实力在世界上的位置已经相当靠前。

　　接下来，上海该如何聚焦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五个中心”？亦即如何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回看来路，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就不乏世界知名度。1921年5月5日在上海外滩开工，1923年6月3日竣工的汇丰银行大楼，曾被英国人自诩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之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又有了霓虹闪烁、纸醉金迷的一面。

　　然而，另一方面：旧上海之租界，展示着国家主权之被侵占，即使抗战胜利后，驻华美军在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各地仍然还是帝国主义做派，横行霸道、暴行累累。央视《国家记忆·人民的选择》曾披露，据不完全统计，仅1945年8月到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座城市发生的美军暴行，就多达3800起，中国人民死伤3300余人。在上海，平均每天都有一名中国人死于美军之手！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46年7月30日，驻上海一美军士兵叫了一辆黄包车。因为车夫听不懂英语，导致接他速度慢了，结果这名美军士兵立即拔出佩刀砍向车夫拉着车的手掌，车夫未及反应，半个手掌便被砍掉。然而，根据当时国民政府与美签订的所谓《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规定，在华美军人员犯罪，中国无权审判，应交由美国政府审判……

　　其实，自上海开埠之初，引来海外知名度的还有这些情况——英语shanghai一词，自19世纪中叶在美国一些沿海城市流传开来，to shanghai someone 的大意是“强迫某人加入船员队伍或者某个骗局”。可见，在西方民众的心目中，当时的上海也并非一个令人向往之地。顶多是冒险家的乐园，想要安居乐业者，是不希望到上海发展的。

　　换言之，上海开埠以后，尽管在自有的江南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欧风美雨而渐渐衍生出海派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知名度，但身处旧中国，自身问题多多。

　　就是在这样一座城市，也就是汇丰银行大楼开工的同一年，发生了日后看来影响全中国甚至全人类的一件大事。1921年7月，石库门里，星火初燃。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向四万万同胞发出惊雷般的宣告：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在上海诞生，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入城市血脉。

　　然而，由于革命时期的特殊情况，当年中共一大进行到一半，与会人员都得秘密向嘉兴转移才能完成大会各项议程。这样的情况下，会议情况不可能立即公开报道，也自然不会传播世界。甚至，随着时光流逝，中共一大具体的召开时间、产生的具体文件等等，都有模糊之处了。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研究员透露，1956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关中共的部分交还中国。后来，在苏共交还的一部分档案中，中共党史专家有了重大发现，从中找出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文译稿。之后，中央档案馆相关同志将翻译成中文的相关内容交给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董必武阅后复信，“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

　　李颖称，就在一年后亦即1957年，美国教授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注意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有一篇1924年1月的硕士论文，题目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该文附录几乎全文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由于双方信息隔膜，韦慕庭在当时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李颖说。

　　无论如何，在韦慕庭发现中共一大文献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8年。这期间，无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还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都震惊着东西方世界。领导这些胜利，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而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破产，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22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枪杆子里出政权，终究又公开地、成建制地回到了自己初生的那座城市！1949年5月26日晚间，从南翔镇乘坐吉普车进发上海市区的陈毅等中共华东局领导，在圣约翰大学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胜利会师。陈毅与此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长胜、张承宗紧紧握手，对刘长胜动情地说：“哎呀，我们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呀！”这担心岂是多余？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49上海解放日志》记载，光1949年1月至5月25日，在上海牺牲的地方烈士共计100人。其中既有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有诸如郁姑娘这样的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区武装小组战士。在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网站的烈士名录中，只记载了这样一点信息：“郁姑娘——性别：男；籍贯：南汇县；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南汇县七灶港牺牲。”

　　这些烈士的牺牲当时并未得到广泛报道，不过，当时在上海的英文报刊对上海解放之报道，如今读来仍令人感觉当时上海正浴火新生。英文杂志《中国每周评论》（China Weekly Review，原名为《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比尔·鲍威尔（Bill Powell）甚至提前起草了社论。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期望人民解放军的到来能标志着一个好时代的开始。中国人民终于能在这个新时代良政的治理下过上好日子。”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一消息迅速登上国际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上海解放当天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中有这样的报道：“虽然这些高楼大门敞开，但共产党士兵们却睡在人行道上。如果是‘赤佬’(指国民党士兵)，他们就会闯进去，好像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一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人民军队不良行为的抱怨。”

　　然而，这些赞扬人民军队的报道，特别是英美一些媒体驻沪记者向国内发回的相关报道，竟然引起了其国内编辑的怀疑，甚至无端怀疑这样的报道是“审查制度的产物”。很快，驻沪西方记者对这些质疑给出了答复。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弗莱德·汉普顿（Fred Hampson）声明“没有来自共产党的压力”。根据他的说法，正面报道是因为新旧政权之间的鲜明对比。《字林西报》也刊登了一篇名为“好新闻”的社论，捍卫其报道遵循新闻诚信。该报指出“（各大公司）上海办事处向外发出的私人商业电报也证实了新闻报道中的正面评价”。

　　如今，时常有外媒变换角度报道上海。比如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赞叹 “上海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向上和向外发展”；法新社报道中国国产邮轮“爱达·魔都号”在上海启航； 彭博社报道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苹果上海静安店现场与粉丝互动……尽管在西方总有人一如1949年时那些英美媒体编辑一般，总想说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妙，甚至不惜戴着有色眼镜夹着嗓子说怪话，但中国的发展、开放、自信，其中包括上海之深度链接国际，更有目共睹。

1949年10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大厦（今江西中路215号）上升起五星红旗。

2024年5月17日，“外滩·老市府”品牌揭幕。

社会主义的上海

　　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学术委员吴新文看来，近代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太平洋西岸的纽约”，表面上看，这是赞叹上海的繁华、摩登、浪漫，但这也意味着近代上海的形象主要是被西方人建构的，更表明西方人在主宰上海。上海的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废除了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洋人在中国开办学校、医院、教会的权力，没收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巧取豪夺的大量资产，并通过对文教系统的改造、调整、整合和重建以及大规模群众教育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清除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影响。

　　吴新文说，这是上海的“再中国化”，唯有如此，上海才能打破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各国势力在华的“跑马场”、外国在华利益的“输出地”的诸种名头，开始真正成为“中国的上海”。”“中国的上海”，亦即社会主义的上海，一步步发展起来——

　　1955年2月至4月，丹麦画家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对新中国进行了一次写生旅行，先后访问了北京、武汉、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用自己熟悉的创作手法描绘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状况。他对上海新建的一处工人新村的描述是，“新建的工人街区有足够三万居民住的房间。这里有宽阔的街道，有绿树，阳光充足，空气清新，还有正在建设的学校、幼儿园和保育所，孩子们正在安静的街道上玩耍”。外国友人描绘的这一景象，是解放后很多新建工人新村的缩影。

　　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宝山、嘉定、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与崇明10县划给上海，上海市域面积从600多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大到约0.6万平方公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跨区域统筹协调，极大增强了上海发展的潜力。”吴新文对此评论称。他还认为，当时出现了“全国支援上海，换来了上海支援全国、上海与全国各地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比如上海全市直接为鞍钢建设工程协作生产的就有30个工厂，78种产品；长春第一汽车厂需要的43种产品，西北油田需要的400多种机械配件，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官厅水库等十余处水利工程的40套闸门和100余台启闭机，都是上海生产的。上海还为各地发展纺织、造纸、印刷、橡胶、制药等工业以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提供了大量设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不仅为全国各地提供产品、设备和技术资源，还提供人才支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上海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上都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除北京之外的另一个科技和教育中心；上海还为国家贡献了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上海作为‘中国的上海’，当之无愧。”吴新文说。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之深入，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再次凸显。李颖在《红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一书中，写下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同上海人民一同欢度新春佳节时，在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视察时的情景。“在生产线上看到一台首次引进国内的打束流离子注入机时，他问：‘他们姓资还是姓社？’片刻，他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引进为我们所用就是姓社。’”

　　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前后的那段时光，上海有一段“繁花岁月”。比如开发开放中的浦东，在完成两轮基本建设后，逐步建成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东海油气、地铁2号线等基础设施；而陆家嘴的规划与建设实践，为上海之后的城市规划开辟了新空间，树立了新理念。当年，无论是请来法国设计师，为陆家嘴中心城区做好规划，还是利用好法国方面提供的贷款用以规划，总体上说，这些对外脑、外资的利用，都指向为打造全新的具有国际名城范儿的浦东而努力。

　　“有种说法，称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一天能批四五块地，15分钟完成一项审批，盖出一个章’。事实上，这个场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浦东是当时全国最早开展‘一门式’服务的地方，一扇门进去，盖完所有图章，不用再逐一拜访各个委办局，大大提高企业和政府办事效率。二是各委办局派代表驻扎在开发办旁，就权当是项目审批中心。”曾亲历浦东开发早期进程、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负责人的邵煜栋如此回忆。可见，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实际上是在探索人民政府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一种新模式。

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前的陆家嘴老照片。

当今上海城市名片中最靓丽的陆家嘴夜色。摄影/杨帆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

　　近日，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创始会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奚洁人教授在某论坛作主旨发言时曾说道，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上海要以此为主攻方向，持续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上海是文化建设的高地，是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希望上海提升文化软实力，勇于担当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奚洁人说。

　　提及物质文明，3月28日，国新办举行的第三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上海正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023年，上海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已达1.6万亿元。在着力打造新兴产业创新高地方面上海将持续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将加快打造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备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材料和时尚消费品两个五千亿级产业集群。

　　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和智能终端，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材料，都已经列入上海未来发展的蓝图……

　　同时，上海将着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落实国家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进一步实施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拥抱全球企业和人才。

　　与当年弗莱德·汉普顿、比尔·鲍威尔所生活时代的上海不同，今日上海有更多长期居住在上海、发展在上海的老外。他们在中国享受到和平与自由的空气，个人事业有较长时期的连续发展。2005年，身为厨师的沈恺伟（Christopher St. Cavish）从家乡迈阿密来到上海，前往一间法式餐厅工作，之后又转行当了美食专栏作家，为英语的周刊杂志撰文，甚至还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书《洋盘》。

　　其实，老外在上海，越来越不“洋盘”。“我发现在上海乘坐地铁的时候，一些上海人会叫2号线为‘两’号线，去一些商场里工作人员也会告诉我‘两’楼，但我在中国其他城市就没有发现这种现象，上海人为啥喜欢说‘两’呢？那什么时候又该读上海话发音‘腻’呢？”这是一位中文名为谢安磊的老外学员在市民夜校学习上海话时的提问……

　　在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从精神文明的层面看，上海对全球愈加开放与包容，也赢得了世界的青睐。今年1月，2024年圣保罗市市长候选人、巴西社会主义自由党众议院党团领袖博洛斯来到位于杨浦区的长白228街坊，他现场录制短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过口耳相传，228街坊成了不少拉美团组来沪的首选之一。4月底，巴西劳工党高级干部考察团主动提出参访228街坊。“我们的党也是为劳工服务的，我从这个工人社区变化中了解很多。”劳工党国际关系书记罗梅尼奥·佩雷拉频频拍照。离开前，外宾提出以巴西劳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党旗为背景，合影留念……主笔｜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