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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抱团与牵挂:古巴华侨奋斗史

日期:2024-05-28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古巴的华人华侨社团发展,与华人移民古巴的进程紧密相关,其经历了从兴起、繁盛,到逐步衰落,再度活跃的过程。了解这个过程,人们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家国往事。
记者|王仲昀


  古巴和中国的距离很远。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那是一个神秘国度。如果有印象,也许是通过好莱坞电影,或是周杰伦的歌曲MV。出于对雪茄、哈瓦那老城区与蔚蓝加勒比海的向往,近年来陆续有一些国人到古巴旅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关于这个国家的点滴。

  然而在今日之中国,仍有一些人与古巴有着特殊的情感联结,那是一种完全有别于游客心态的联系。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古巴1100万人口当中,大约有1%的人拥有中国血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讲师薛淇心,曾于2013年因公到访古巴。在与当地人接触过程中,薛淇心发现一些人很特别:从长相上完全看不出他们与中国的关联,但他们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姓氏。

  这些中国姓氏,掀开的是一段中国人移民古巴的历史。1847年,第一批契约华工到达古巴。从那时起,不断有国人远渡古巴,谋求生计,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广东。这些最初以“苦力”身份进入古巴的中国人,在古巴的人数规模不断壮大,带着“报团取暖”的心态,开始在古巴成立各类华人社团。

  薛淇心在《哈瓦那华人社团发展变迁探析》一文中写道:“古巴华人社团在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至40年代达到鼎盛。”1945年,古巴全国的华人社团多达134个。

  古巴的华人华侨社团发展,与华人移民古巴的进程紧密相关,其经历了从兴起、繁盛,到逐步衰落,再度活跃的过程。了解这个过程,人们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家国往事。

古巴武术学校学员在首都哈瓦那举行的纪念华人抵达古巴160周年活动上表演太极拳。


远渡哈瓦那


  1847年6月3日,一艘名为“奥克多”的西班牙帆船载着206名中国人驶入哈瓦那港。契约华工赴古巴谋生的大幕由此拉开。

  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艳副教授认为,当年古巴引进华工最主要的目的,是为蔗糖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从1847年开始,直到1874年西班牙统治者在古巴终止华工贩运,共有近14万中国人,搭乘不同国家的航船赴古巴。其间,有一万多人死在遥远的路途中,实际到达古巴的约12万。

  这些契约华工到达古巴后,蔗糖种植园成为他们的主要去向。当时古巴尚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统治者招募华工所使用的契约,是根据英国政府1844年出台的版本修改而来,将原先5年的服务期限延长至8年。

  同治五年,即1866年,一位来自广东的吴生与古巴雇主签订了契约。契约内容显示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华工为雇主工作8年,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2小时,新年和星期天休息;雇主每天应当给华工提供咸肉、蔬菜和米。

  这些契约规定了华工的待遇,然而很多待遇都没有落实。他们工作时长经常要超过12小时,一些日常基本饮食也无法得到满足。据一些契约华工的口述,很多人每天只吃两顿,多数是生蕉,很多人叫饿。

  在19世纪60年代,古巴社会出现一个现象:海关登记的华工数量,要远远多于政府的人口调查统计数量。这当中的差距,在袁艳看来,由于种植园的非人待遇和获得自由的无望,古巴契约华工的自杀率惊人。

  来自当时广东顺德县的梁阿德后来回忆道:“我同帮人到此由芒罗笼糖房,共有四十五名,今我同帮人做八年满,不过剩二十六人,或食药死,或吊颈死,或打伤病死,总之十分苦楚,难以尽说。”

  同样在19世纪60年代,第一批契约华工当中有人结束了自己的“八年契约”而恢复人身自由。当这样的华工越来越多,古巴的华人社团开始形成,兴起。1867 年,古巴华侨在哈瓦那建立了第一个华人社团——结义堂。

  薛淇心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提到,第一批建立的华人社团,名称中都带有“义”字。社团发起者抱着互相庇护的心态,旨在抵抗华人群体遭受的歧视与苛刻待遇,改善群体生存条件。

  进入到20世纪后,华人社团在古巴持续发展,直至40年代达到鼎盛。与早期的华人社团相比,这一时期的社团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还出现了更具体的类别。在姓氏团体和同乡团体占主导之外,还有一些根据华人的职业和兴趣爱好而衍生的社团。

  考虑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古巴政府对于华人入境的限制,更显得华人社团发展繁荣的不易。薛淇心告诉本刊,在20世纪前期,古巴政府出于美国移民政策影响、保护本国劳工和就业市场、杜绝非法移民等原因限制华工入境。

  1898年,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后,随即进入到美国军事占领时期。1902年,在美国第一次占领古巴结束前,莱昂纳德·伍德将军颁布了一项禁令,规定除中国的外交官、商人、旅游者以外,其余的中国人不得入境古巴。“这项禁令和1882年美国颁布的排华法案密切相关,目的是防止一些华工从古巴进入美国。”

  上述禁令带来的限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彼时古巴的制糖业迎来大发展,急需劳动力,政府暂时放松了对华人入境的限制。截至1931年,全古巴华人超过24000人,比1907年增长一倍多。华人数量的上升,致使古巴的华人社团不断增多。

  “虽然古巴政府出于保护本国就业市场的缘由而限制中国人入境,但实际上到古巴谋求工作的中国人,靠着辛苦工作积累的资本经营起小买卖,这些半工半商性质的小本生意通常面向华人社会内部,并不意在和古巴人抢生意。而从语言习俗、生活习惯、勤劳守纪等方面考量,华人店主通常更希望家乡的亲人、朋友能来做伙计帮衬。因此,很多华人赴古巴,受到身边‘一个带一个’模式的影响。”薛淇心说道。

  1925年,一位27岁的广东台山青年,就是在自己岳父的建议下去往古巴。青年名叫黄宝世,刚到古巴时做理发匠,后来在一个西班牙人家里当管家。在此期间,黄宝世学会了西班牙语,能够与当地人顺畅交流,还有了自己的西班牙名字——费尔南多·黄(Fernando Wong)。


家书抵万金


  回顾黄宝世一生,可以看到一个较为典型的古巴华侨的人生轨迹,看到古巴华侨如何在时势的影响下同命运抗争。

  赚取在古巴第一桶金后,黄宝世开始在古巴的大萨瓜市经营自己的杂货店。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黄宝世被选为中华会馆大萨瓜分馆终身主席。大萨瓜位于古巴中北部,最高峰时居住着7000多位华侨。

  黄宝世在古巴生活整整50年,1975年终老于侨居地。而他被今天的中国人知晓,缘于只身一人在古巴打拼时,在前后近20年间给国内妻儿写下的100多封家书。

2014年,黄卓才与家属访问哈瓦那华社区,与古巴现存的13个社团侨领合影。


  暨南大学中文系黄卓才教授,就是黄宝世的儿子。2005年,黄卓才将留存的40多封家书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后再版更名为《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一生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暂,而家书是父亲与自己联系的唯一渠道和载体。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家书中的殷殷嘱咐和津津教导,是指引我做事做人、安身立命的明灯”。

  1937年,已经39岁的黄宝世回到国内,建房、生子。中年得子,黄宝世很是高兴,经常抱着儿子,站在村口看火车。不过这种与至亲相聚的时光没能持续太久。抗日战争的战火已烧到台山,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时常盘旋在空中。1939年,黄宝世与妻儿分别,返回古巴。

  “那个年代的广东人普遍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男性应当在外面打拼,女性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小孩。男性即便独自在古巴谋生,也倾向于同中国女性成婚,所以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把婚姻大事一道解决。”薛淇心告诉本刊。

  由于华人赴古巴后通常都是以体力活谋生,加上传统家庭观念影响,以及20世纪上半叶华人女性入境古巴的手续异常繁琐,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里古巴华人华侨的男女比例差异巨大。

  在20世纪40—50年代,哈瓦那华人社团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这一点与古巴华人整体的性别比例呈一致性:1947年,古巴全国共有华人28829 人,其中男性28748人,女性81人。

  直到1948年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古巴政府调整了政策。假如华人男性加入古巴籍,其妻子和未满21周岁的子女被允许入境。即便如此,古巴华人女性的数量也始终不到华人总数的5%。

  男女比例的不平衡,导致了在古巴出生、父母均为华人的古巴华裔成为当地华侨华人当中的“珍稀”群体,即“百分百”华裔。截至2020年初,“百分百”华裔不足40人。

  今年已经72岁的李月娟女士,就是“百分百”华裔之一。2020年1月,薛淇心曾在哈瓦那对李月娟进行了访谈。当时李月娟提到,自己出生在哈瓦那,儿时学习过中文。教中文的老师都是广东人,所以她一直只会广东话,不会说普通话,也看不懂简化字。

  男性比例占主导,绝大多数来自广东,这是当下人们回望古巴华人移民历史时最容易发现的群体特征。根据薛淇心的研究,古巴华人社团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兴衰与华人在古巴的境遇紧密相连。至于华人群体在古巴的命运,又深深地受到古巴政治、经济与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黄卓才留存的家书中,最早的一封写于1952年4月28日。总的来看,四十多封家书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父亲黄宝世在古巴的生活近况,以及对妻儿国内生活的关切。譬如在上述1952年的家书中,黄宝世提到:

  对于金钱的用途,还须时时谨慎。况汝母亲在家身体多病,倘得时间许可,不时回家照顾为要。

  得知儿子有了心仪的对象,黄宝世在来信中阐述了自己的婚恋观:“我以为结婚是人生终身的问题,需要侦查其女子是否受过教育,品格端正而知妇道是紧要的。贫富不成问题。”

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中国城。


  等到1959年,古巴发生了改变国家进程的大事件——古巴革命胜利。新政府成立后,开始实行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华侨们的日子开始一天天难过起来。作为华商一员,黄宝世自然不会独善其身。他在当年四月初三的家书中写道:“三月初八的来信,内夹您母亲手札及照片,一齐收妥了,祈勿念。同时知道您在家平安康健,我觉得无限快慰。……今又遇古巴新政府成立,施行国家主义,同时竟向工商界加重税捐,连实业暂时冰结,未许出卖。”

  黄卓才告诉本刊,父亲只读过三年书,但他刻苦自学,见多识广,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又受西洋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影响。“他的来信一般比较短,言简意赅,我一定会反复阅读。他用‘您’与我对话,表达了对儿子的特别信任和尊重。”

  除了情感上的联系,黄宝世的家书同时还是银、信合一的侨批。1958年黄卓才和母亲搬进了广州的新家,买房的钱来自父亲的侨汇。李月娟的父亲同样如此,他苦心经营自己的蔬菜摊,常年寄钱回国,接济老家亲人。一笔笔跨越大洋的古巴侨汇,是许多个家庭的经济命脉。

  时间来到1964年。在前述家书中提到的“在家身体多病”的黄母,在这一年不幸因病逝世。等到黄宝世接到儿子来信,已是次年正月初九。第二天,父亲提笔给黄卓才回信。

  在这一封信中,平常较为惜字的父亲,在信中流露出不一样的心情。他表达了得知妻子病逝的伤心,也担忧儿子未来的生活。在结尾处,黄宝世照旧告诉儿子,自己身体康健,请勿远念。但是,他又比往常多写了几句话:“同时希望你们勿因此事而伤心。人生终有一别。您要向着未来前途迈进,调整快乐家庭,是所愿望。”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古巴政府开始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许多奋斗一生的华人遭遇重大打击。受时局影响,古巴华人纷纷考虑回国,或去往他国。华人社团同时走向衰落。1961年,哈瓦那的华人社团尚有37个,而到了1984年,除中华总会馆,当地华人社团锐减至14个。

  在黄宝世的家书中,他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提及回国与家人团聚事宜,但始终未能成行。黄卓才告诉记者,他认为父亲未能回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959年以前,古巴生意红火,正是赚钱汇款养家良机;父亲被选为中华会馆大萨瓜分馆主席,会馆事务也放不下;等候货船空位回国期间,父亲总是相信自己身体还好,多次把名额让给急需回国的侨胞。

  1975年4月22日,黄宝世在家书结尾再次告诉儿子,目前身体安好,勿远念。但是一个多月后的6月2日,他病逝于大萨瓜。在采访中黄卓才表示,当年敢从中国远赴古巴的人,都很勇敢,有冒险精神。他们爱国爱乡,有家国情怀,是世界华侨史上的楷模。


仍念中国心


  1984年,中古两国逐步恢复双边交流;1989年,两国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尽管赴古巴的华人远远少于往日,但古巴的华人社团迎来久违的活跃气息。

  薛淇心在研究中指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与古巴越发密切友好的双边往来,以及中国在拉美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为哈瓦那华人社团乃至整个古巴华人社会的复兴提供了推动力。在此背景下,哈瓦那的华人社团采取多种手段吸纳华裔会员,并重新开始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活动,包括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组织会员进行清明祭祀、庆祝华人抵古纪念日等。最新数据显示,在古巴尚存13个华人社团。

  一些老一辈华人的族群意识,在上述过程中被激活。同李月娟访谈的过程中,薛淇心发现这位老人总是拿着一些中文旧报刊,反复阅读。对此李月娟的回答是:“我不是在看新闻,我只是通过看这上面的字让我不要忘记中文,我年纪大了,平时也用不到中文,如果不这样每天看一点,我很快都要忘记了。”记者|王仲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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