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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隋唐大运河的中心

日期:2024-06-19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历史上,洛阳是陆上丝路与隋唐大运河的唯一交汇点,也是连接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重要纽带。它见证的不仅是商贸往来,更是文化的碰撞、文明的融合。
记者|吴 雪

  我立脚在这古城的一列残堞上/打量着绀黄的你这一段腰身/夕阳这时候来得正好/用一万只柔手揽住了波心/运河,你这个一身风霜的老人/盛衰在你眼底像一阵风/你知道天阴,知道天晴/立在这一列残堞上/容我问你一句/明天早晨是哪向的风?

  14岁那年,洛阳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张劭辉读到臧克家的这首著名诗作《运河》时才知道,中国的大江大河,除了长江和黄河,还有一条河叫运河。202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洛阳有两个遗址点入选,分别为含嘉仓160号仓窖和回洛仓遗址。

  作为隋炀帝设在东都洛阳的国家粮仓,它们建成于大业初年,隋亡被废。仓城中整齐排列着700多个仓窖,各地漕粮均由大运河通济渠运抵,惊人的储粮能力,从侧面印证了隋唐洛阳城的繁荣。元朝以后,“一”字形的京杭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但洛阳水运自古发达,直到20世纪50年代,洛河上依然是舟船往来,一派繁忙景象。

  6月的洛阳闷热潮湿,傍晚,我从洛阳龙门站驱车赶往老城区,一路上,古都总是随机带来惊喜:满街鲜衣华裾的少年、穿着汉服撸串的姑娘、应天门广场前扎堆拍照的游人……俨然“一夜鱼龙舞”“星桥铁锁开”的盛唐景致。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形胜甲于天下,的确是古人理想的建都之所。

  在今日洛阳腹地的伊洛平原上,沿洛河一线分布着五大都城遗址,分别为夏都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称为“五都荟洛”。北宋司马光诗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在史家眼中,洛阳都城的发展史,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主线。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洛阳见证了大运河的起源发展,曾是大运河的枢纽城市。在隋唐大运河中,通济渠开凿最早,地位也尤为重要。它的渠首段就是洛水,即洛河横穿洛阳城的这一段。也就是说,今天穿城而过的洛河,仍流淌在隋唐大运河起始段的河道上。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漕运|追忆隋唐繁荣


  瀍河入洛河西北角,一座形似风帆的金色屋顶建筑格外醒目,它既像一座唐代宫殿群的天际线,又像连绵起伏的风满船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早上9点,博物馆开馆,游人虽比不上应天门等景点的热度,但熙熙攘攘的队伍,足以看得出大运河的吸引力。

  步入馆中,头顶陶瓷吊顶作品《云帆》,由洛阳三彩釉画烧制技艺创作而成。每个小菱形由13根陶瓷管组成,寓意十三朝古都和隋唐大运河流经13个重要节点城市;再往里走,三面墙体巨型浮雕《国脉》演示了大运河千帆竞发、舟楫往来的繁荣场景。从隋唐时期的繁荣景象,到明清时期的辉煌,再到近现代史的变迁,这里几乎浓缩了大运河的全部历史。

  贺云翱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大运河作为黄金水道,是水运的主力军,支撑起多个王朝的漕运命脉。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运输,简单来说,相当于如今高效便捷的高铁。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邗城(今江苏扬州)引江水北行至末口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西汉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东汉时期,都城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隋唐时期的大运河连接了关中及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提供了优越条件。

  但贺云翱也表示,大运河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其政治文化功能。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正是与隋唐洛阳城的营建同时开始的。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隋炀帝欲迁都洛阳,命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营建东都,新址选在“东去故城一十八里”,即汉魏洛阳城西18里处。宇文恺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大师。从当年三月到次年正月,他只用10个月的时间,就将新都建成。新都规模宏大,由宫城、皇城、外郭城、西苑等组成,他又引洛水贯都,将城分为南北两部分。

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李吉甫称其为“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时认为洛邑自古以来是帝王之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洛阳城跨洛河南北、漉水东西,在城内以洛水为主干兴建了通津渠、漕渠、运渠、泄城渠等渠道,与谷水、洛水、伊水等自然河道共同组成了具有相当规模而又秩序井然的城市水系。

  在博物馆里,镇馆之宝运河一号古沉船可以窥见千年前的漕运盛况。2013年9月,运河一号古沉船在洛阳市偃师区首阳山镇义井村西南、洛河北岸的滩地上发现,长20米、宽3米多。“这艘船由13个船舱组成,船的首尾设置有生活舱,其中一个生活舱的地板上还发现有生火做饭熏烧的痕迹,中部是货舱。”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曹琥告诉记者。

  在一号沉船展出区域,记者看到,船体使用的木料较杂,有柏木、松木、榆木等,是民间工匠就地取材建造而成。在船中和船首设置有双桅,动力是人力和风力共用,在遇到浅滩、风力不足和搁浅时,需纤夫合力将船拖行。根据碳14初步测定,这艘船应属明清时期。

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出土的“新”字长方砖,唐代(618—907年);应天门西阙遗址出土的带字方砖。摄影/吴雪


  曹琥说,沉船所在位置是隋唐大运河的漕渠故道,充分证明了洛阳汉唐漕运体系历经千年不衰。至于隋唐大运河在当时的作用和地位,博物馆里的一块白色封泥给出了答案。这块白色封泥是当时扬州大都督府进贡给武则天贡品的封印,类似于西方在火漆上印章。封泥上写了时间、官职等内容,是研究唐代进贡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

  由于大运河开通后,洛阳担负着南粮北运的任务,同时也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商道。往来洛阳的漕船、商船经常堵塞河道,政府不得不专门设置“都水监”进行管理。

  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大业元年刻铭砖、“新”字长方砖,分别出土于洛阳回洛仓遗址和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其中,刻铭砖正面印刻铭文10行110多字,揭示了仓窖的皇家背景,写明了仓窖在含嘉仓里的位置坐标,储藏的糙米从苏州来,足有超一万三千石的储量,是武则天通天二年(697年)的租税。考古人员还在含嘉仓160号窖内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一窖粮食。该窖一直沿用至宋代。

  专家猜测,该窖之所以能够满藏粮食保存至今,很可能跟北宋末年战乱之下粮仓突遭变故而被仓促废弃有关。


渡口|月夜下的盛唐


  有运河就有渡口。洛阳市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说,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塑造的大唐洛阳全景中,大运河水面帆影重重、船只往返穿梭不是虚构。

  码头是大运河上一类重要的水工设施,是往来舟船的停泊地,同时也是漕粮和商品的集散地。在水运昌盛的交通枢纽,常建造不止一处码头,而码头的兴盛往往也意味着所在集镇和市场的繁荣。隋唐时期的洛阳城内,就分列着南市渡、天津渡、洛阳渡等几个享誉世界的大渡口,每天船来人往,熙熙攘攘,担负着全国乃至域外货物贸易中转的重任。

  分逶迤之旧洛,涨浩漾之新潭。洛阳古称洛邑,位于洛阳市老城区的洛邑古城,不仅是古都洛阳的缩影,古城遗迹文峰塔下有潭,还是新潭遗址的一部分。走进洛邑古城,新潭夜间水幕秀正在上演,搭配悠扬的民族乐曲《梁祝》多维度讲述中国故事,与不远处的文峰塔灯光秀交相辉映,一刚一柔组合成为“洛邑夜游双子星”。

  洛邑古城内游人如织,老的小的都在这里换上各种形制的汉服,并搭配发饰、披帛、团扇等配饰,沉浸式体验“梦里隋唐,尽在洛邑”的古韵场景。现代,洛邑古城呈现出隋唐文旅新业态,而早在公元701年,为了缓解漕运压力,方便船只停泊,武则天命人开凿新潭码头。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马国哲笑称,武则天是个“基建狂人”。新潭码头是工人挖沙、填石头一点点堆建出来的人工码头,但由于往来船只的增多,工人、船员都在新潭码头休息,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市集。新潭码头的兴起和当时漕运制度的改革密不可分,唐朝宰相裴耀卿将“直达运输法”改为“分段运输法”,规定不同河段采用不同的船只,而新潭码头就是往来船只交替货物的重要地方。

  作为重要的漕运码头,新潭在金元时期荒废,后来,人们又在这里建起了南关码头。南关码头是当时洛阳城的洛河水旱码头。明清时期,南来北往的人常从南关码头渡河,因有水陆交通之便,南关地区的商业尤为繁荣,外地在洛的客商还建起了山陕会馆等。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南关码头一带仍有船只开展航运。

  在进行大运河申遗时,考古工作者对隋唐大运河遗迹进行勘探,在濒临洛河的南关地区,发现有新潭和漕渠遗迹。隋大业年间,在洛阳城东城南门承福门外分洛水开漕渠,武周时向东开凿新潭。在明代城墙的墙基垫石上,发现有大量利用唐代修建河堤或码头所用的大型石块。金元明清洛阳城的南城墙下,也是新潭遗址的一部分。

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夜景。摄影/吴雪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洛水的摆动,南关码头已被河岸和河道覆压。如今,洛河北岸的洛浦公园中建起了洛神广场,南关码头遗址附近洛河边也建有仿古木栈道,供人们欣赏洛河美景。

  中午时分,沿着九都路与新街交叉口,向南过洛河桥,在今天的新街跨洛河大桥的洛河南岸,有一处南市码头群雕。群雕中有达官贵人、市井百姓,也有贩卖珠宝的胡商、讲经说法的僧侣。这里正是隋唐大运河上的南市渡。

  据文献记载,当时的隋唐洛阳城以洛水为轴线,有100多个里坊,分布在洛河两岸。布局有序,规模宏大,代表了隋唐时期我国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里坊中还设有三个市场,分别为丰都市、通远市和大同市。在电视剧《风起洛阳》中,许多事件都发生在南市。唐及武周时期南市的前身,正是隋时的丰都市。

  其中,丰都市“周围八里”,是隋代三市中最大的一个。市场中“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分布着120个行业的3000多家店铺;周围还有400多个行栈,都是“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 到了唐代,丰都市改称南市,通远市改称北市,大同市改称西市。南市的规模虽有所减小,但地位依然重要。

  南市和北市周边的里坊,住宅相对密集。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胡商,喜欢把家安在南市附近。南市的位置大致在今安乐镇茹凹村与曙光村之间,中晚唐以后,这里已成为居民区,金、元以后基本被废弃。

  隋唐大运河因为营建洛阳城而开凿,洛阳城又因为运河的开凿而面貌一新。贺云翱认为,大运河洛阳段的开通,使“洛水贯都”成为古代城市格局的典范。而“沿洛河两岸发展”这一城市建设理念,从隋唐延续至今。如今,古城古村仍像洛河岸边的一颗颗明珠,在历史的天空下熠熠闪光。


构建运河文化遗产带


  不可否认,大运河的开凿与使用促进了桥梁、码头等水工设施建造技术的大发展。今日的洛阳,隋唐运河沿线分布着众多桥梁遗存,设计者的奇思妙想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水陆交通问题,同时又兼顾了艺术美感与天人感应的哲思,成为彼时文人墨客和旅人行者诗文游记中的“常客”。

  作为隋唐大运河上留下的重要遗迹和醒目标志,天津桥不能不提。它位于通济渠的渠首段,千百年来屡毁屡建,是王朝兴衰、历史浮沉的见证。宇文恺在洛水上建桥,以连接洛水两岸的宫城、皇城及里坊区。从此,天津桥的名字便与这座城、这条河紧密相连。

  最初建成的天津桥,本是一座浮桥。它位于隋唐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其楼为日月表胜之象”,长度在200米左右。隋朝末年,李密率瓦岗军攻入洛阳城,焚毁了天津桥。唐代仍以洛阳为东都,并对天津桥进行了重建和改造。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将天津桥由浮桥变成了石桥。尽管如此,它仍然难以抵挡洛水的冲击。史料记载,从唐至宋的数百年间,天津桥曾多次被冲毁。

  天津,即天界上的渡口,是船只可在此停泊并驶往银河的处所。桥两端有酒楼、市集。“天津晓月”是洛阳八大景之一,拂晓时分,漫步桥上,举首可见弯月垂挂天幕,俯首可见河面波光粼粼。李白曾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一诗中回忆了自己在天津桥南董家酒楼喝酒的情形:“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天津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2000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古洛河石堤遗存时,在洛阳桥西约400米处发现了它的石砌桥墩。当前,隋唐洛阳城天街遗址保护展示贯通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也逐步成型。洛阳市也正在筹划新建天津桥,此举对贯通天街轴线、打造隋唐洛阳城品牌意义重大。

隋朝天津桥遗址。


  从考古实证的层面,天津桥的桥墩之间跨度为15米左右,但桥墩本身宽度仅有2米,这个尺度无法承载拱桥基础。因此天津桥为平桥,且不存在平桥下拱的情况。清华同衡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遗产六所所长肖金亮表示,新天津桥可以不拘泥于古代造型,从强化中轴线景观,提升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整体保护展示角度进行设计。

  除此之外,运河相关遗产遗存包括隋唐洛阳城遗址中的定鼎门、应天门、明堂及里坊区遗址等城镇遗存。目前,整个河南的大运河遗产构建了集文化、景观、游憩、生态等“多线合一”的运河文化遗产带。比如,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就位于隋唐洛阳城里坊区遗址之上,总占地面积2864亩,其中水域面积17万平方米,1万多米长宽窄相宜的明渠水系既可用于灌溉,也增添了园区的灵秀之气。

  在河南郑州的索须河畔,游园、栈道、草坪和嬉戏的水鸟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另一座大运河重要节点城市开封,则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行宋代文化发掘研究,启动了新郑门城摞城片区等规划,力图再现汴河润城的文化风貌。

  “遗产保护应被摆在首要位置,在此前提下合理开发。”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认为,大运河文化本身就是大排档的文化,是纤夫、基层群众的文化。随着时代发展,大运河沿岸的农耕文明印记、码头文化元素正在消失,保护和传承刻不容缓。


陆上丝路的东方起点


  “洛阳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城市,不仅仅是中国的。”

  贺云翱认为,大运河是隋唐时期的经济命脉,洛阳也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大运河借助洛阳等枢纽城市,一端连通海港城市,一端连接内陆丝路城市,促进了不同地域间文化的交流、沟通和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隋唐时期的对外交往十分频繁,很多遣隋使、遣唐使经大运河到达洛阳,洛阳几乎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商品集散地。从西域运来的玉器、马匹、玻璃制品等,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东北边塞,甚至远达日本、高丽、南洋;从东方运来的大米、布帛、瓷器和珍珠等,又从洛阳贩往西域。

  洛阳是陆上丝路的东方起点,又通过隋唐大运河连起了扬州,双方有许多贸易往来和人文交往。随着海上丝路的兴起,扬州在唐代也成了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当时扬州“有大食、波斯贾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

  金银珠宝是贵重之物。扬州本地不产金银,但因为各地商贾的存在,留下了不少有关“扬州之金”的记载,《新唐书》中还提到扬州以金银为土产进贡朝廷。唐人赵璘在《因话录》中记载有人从洛阳“持金鬻(音同玉)于扬州”的故事,还提及当时金银珠宝交易的细节。

  故事主人翁名叫卢仲元,他把妻子崔氏之兄留下的金子卖掉后,又从扬州进了不少货到洛阳,并用卖货的钱为崔家置了田宅。据说当时金价较高,一两金可卖八千钱。当然,这只是当时洛阳、扬州等地之间贸易往来的一个缩影。与陆上丝路相比,通过大运河与海上丝路运送的商品中,真正的主角应该是瓷器。

  与丝绸、茶叶等不同,瓷器既重且易碎,很难经受陆地上的长途颠簸。隋唐大运河连接陆海丝路后,瓷器开始作为贡品大量远销海外。在洛阳东边门户的巩县,即今巩义,唐代属洛州,临近黄河,无论沿隋唐大运河南下还是北上,水路交通都很便利。隋唐时期,巩县窑的发展最为繁荣,可烧制青瓷、白瓷、三彩陶器等。

  一般认为,它是洛京窑的一部分。洛京窑始于北魏,是朝廷在京师洛阳一带设的官窑,唐代时,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其中就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记载。扬州也曾出土巩县窑的唐青花瓷片,印尼海域的“黑石号”沉船中也有唐青花瓷盘等。

  晚唐茶风盛行,茶叶也是大运河与海上丝路运送的主要货物之一。巩县窑不仅烧制茶器,还要烧制瓷偶人,取名“陆鸿渐”,与茶器搭配着卖,有祝茶商生意兴隆之意。陆鸿渐就是陆羽,唐代人,因为写出了《茶经》,他被后世奉为茶圣。

  在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展出的一块铜制方形官印,专家判断属于盐铁使。盐铁使为官名,是唐代后期主管盐、铁、茶专卖及征税的官职。隋炀帝游幸扬州后,又在长江以南开江南河,直达杭州,浙东运河则将其延伸到了宁波。因此,宁波也成了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

  据《洛阳市志·交通志》记载,洛阳古代有七条对外交往的通道,其中,洛阳通林邑道、洛阳通日本道、洛阳通高丽道均为海上丝路的范畴。宁波是唐代明州的治所,地处东南沿海,为东海航线的主要进出港。日本遣唐使多次来到中国,阿倍仲麻吕等人都是从海路来到宁波,再从这里北上中原,前往东西两京的。

  历史上,洛阳是陆上丝路与隋唐大运河的唯一交汇点,也是连接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重要纽带。它见证的不仅是商贸往来,更是文化的碰撞、文明的融合。记者|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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