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不败，是谓中华

　　每岁迎春晖，犹如故人归。

　　群鸟啭鸣，天女散花，人间四月芳菲无尽，妍态丽采遍染中华。这是一则古老而传奇的神话故事，年年侧耳倾听，都不觉厌倦，唯有欢喜。

　　所谓“华”者，实亦花之国也，容光焕发之土地也——甲骨文的“华”字，状如一棵隽秀的花树；而繁体字“華”的草字头，同样亲热地宣告了其与草木的紧密联系；既如此，华夏儿女无疑是被香花青草拥抱着长大的孩子，春天眷顾他们，他们也依恋春天，尔后烂漫盛放。

　　这个缤纷落英击中所有人的季节，时间仿佛从未流逝。现在就是《诗经》《楚辞》的时代，也是未来。风物不改，花开不败。

雅 | 好时节，多趣致

　　中国人对美的追求，深埋于基因里。早在先秦时期，我们豪迈、奔放的祖先，即借花喻情，调笑欢悦。“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花色是城邦乡野的春色，也是眼角眉梢的春色。

　　斜倚亭台楼阁，涂抹丹楹刻桷，修饰普通人家，中华无处不飞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至宫廷贵胄，下至升斗小民，皆有惜花之意，而中式传统插花更逐渐发展成独立的艺术门类。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所以李白笔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的杨贵妃，必须艳冠群芳，甚至羞杀牡丹。晚唐罗虬的《花九锡》被指专为牡丹而作，系我国第一部插花理论作品，规定了品花的“九锡之礼”，包括挡风、工具、用水、花器、摆放、绘图、配曲、酒赏、作诗。牡丹俨然花中帝王，备受尊崇；兰花、蕙花、梅花、莲花因品性高贵，得以共享礼遇。

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内牡丹花盛开。

　　据说《全唐诗》涉及60多种花卉，而宋朝《全芳备祖》记载的花卉品种已不下三百，每种花卉又生出新种，足以说明宋人“花痴”的境界超越前代，更上层楼。鲜花引种、嫁接和温室“黑科技”将汴京装扮得四时有景、恍如仙境。此外，最迟在宋朝，花朝节跻身重要节日之列，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和吴自牧的《梦粱录》均可佐证。吃花糕、喝花酒、看花展、拜花神；踏青、扑蝶、斗草、观灯……“二月春风似剪刀”，但完全剪不断老百姓参与花朝节的积极热情。这一天，妙龄少女暂时摆脱闺门的约束，粉面娇花相映红。青春都一饷，原该秉烛游嘛。

　　《秦中岁时记》曾经解释“探花使”的由来，说唐代进士杏园初宴是“探花宴”，要选出两位“少俊”为“探花使”游园折花，可见“花”与“荣耀”的关系。赵宋的官家们也是讲究的文化人，常赐花臣子以示恩宠，如《渑水燕谈录》载：“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为仁宗所优异，帝以君子长者称之。天禧初，因草诏得对，命坐赐茶。……后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又常侍宴，赐禁中名花。故事，惟亲王、宰臣即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上忽顾公，令内侍为戴花，观者荣之。”宋真宗后，宫廷赐花礼仪成为了制度规则的一部分，《宋史·礼志》《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比较详细地科普了何谓“赐花、簪花、谢花”何谓“生花”“像生花”“宫花”，一整套风花雪月的“繁文缛节”属实让后世读者头昏眼花。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即便没有官家“背书”，士大夫们也绝不可能冷落枝上锦绣、案头清供。苏辙“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陆游夜间“藤纸静临新获帖，铜瓶寒浸欲开花”，范成大曾“满插瓶花罢出游，莫将攀折为花愁”。《韵语阳秋》还说欧阳修在扬州之暑月会客，取荷花千朵，插画盆中，围绕坐席，又命坐客传花，人摘一叶，尽处饮以酒。故其《答通判吕太博》诗云：“千顷芙蕖盖水平，扬州太守旧多情。画盆围处花光合，红袖传来酒令行。”

　　受金石热的影响，宋代文人们选择花器时亦青睐复古器型，甚至用上三代青铜器来插花。而《花经》与效仿的“花十友”“花十二客”“花三十客”等说法，以及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范成大《范村梅谱》《范村菊谱》、王观《扬州芍药谱》、周密《癸辛杂识》等“十全指南”，除了主观上的审美意识，更不乏“实践出真知”的心得体会。比如周密记录了插枝前先要捶碎柄的做法（帮助吸水）；又比如苏轼在《格物粗谈》里表示插海棠花用薄荷水更好，蜀葵、芙蓉、凤仙花则要蘸过石灰并干燥后，插在滚水里。

《簪花仕女图》。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不独上流社会，市民阶层耳闻宛转歌叫之声，眼见马头竹篮铺排百媚千娇的木香、月季、玉绣球、水仙等，也是心尖酥麻，恨不能融化在漫天暖融融的春光里。至南宋，与花相关的产业链已经蔚然可观，《都城纪胜》称：“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又有名为‘团’者，如城南之花团……大抵都下万物所聚，如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钗环、领抹，极其工巧，古所无也。”“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都下街市亦有之。……排办局，专掌挂画、插花、洒扫、打渲、拭抹、供过之事。”

　　“花光满路”是宋人生活的常态。宫室民宅需要花，正规的商肆或简陋的野店也需要花，“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一般的宴席需要花，郑重的订婚程序也需要花，“凡娶媳妇，先起草帖子。两家允许，然后起细帖子，序三代名讳，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次檐许口酒。以络盛酒瓶，装以大花八朵、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枚，又以花红缴檐上，谓之‘缴檐红’，与女家”。女子需要花，男子也需要花，“京师轻薄儿，意气多豪侠。争夸朱颜事年少，肯慰白发将花插”，连《水浒传》里钢铁直男的梁山好汉亦竞相拜倒于花枝之下——贵人柴进簪花入禁苑，浪子燕青鬓边长插四季花，杨雄鬓边爱插芙蓉花。阮小五斜戴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刽子手蔡庆生来爱戴一枝花，喜提诨名“一枝花”……传南宋时期还有江湖大盗用“三朵花”作为称号，引来不少“四朵花、七朵花、九朵花”的跟风之辈。

　　到了明代，一批爱花文人著述颇丰。如主张“性灵说”的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其《瓶史》细分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祟、洗沐、使令等诸篇，至今仍被奉为圭臬。《瓶史》一书流入东瀛，促生了宏道流花道。袁宏道认为，“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于物者，自得之”。高濂则在《遵生八笺》的《燕闲清赏笺》里写道：“对花，宜共岩桂、江梅、茉莉、薝卜、建兰、夜合、玉兰等花，香清色素者为雅。”

　　耐人寻味的是，唐人品花的“酒赏”，却为宋人、明人所嫌而力荐“茗赏”，几个王朝迥然不同又错综复杂的气质，由此可见一斑。

气 | 美姿容，标风骨

　　一切花语皆情语。它的姿态、颜色、香氛、意蕴、风骨，都是观赏者心境的投射。

　　陶渊明爱菊，孤标傲世。冷秋里冒霜吐颖的菊花，象征着洁身独善、散淡冲和的隐士格调。遁入阡陌林野，东篱下采菊，悠然见南山。今日天气佳，就吹笛弹琴，出门远足。政坛险恶血腥，但忧患虽深，当下也能感到一点惬意和满足。晋末尘满河洛、烟接寻阳，可谁说在最黑暗的时代里，一定无法保持一种澄明、真醇的状态呢。

　　当然，黄巢眼中的菊花，许是另一番光景。“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原本，其他花朵枯败之际，早植晚发的菊花却借由积蓄一年的“金水之精”，开得灿烂非常，服用之后，更有安抚燥热的效果。但黄巢的“菊花诗”偏偏狂情满纸，乃至透出凛冽杀气，好像一则昭示了帝国悲剧的谶言。

郑思肖《墨兰图》。

　　大唐辉煌的背影渐渐远去，倒是隔壁的日本吟哦着“菊浦鲜落霞”“斯倾浮菊酒”，将遣唐使带来的古典“菊文化”延伸发扬。宫廷定期举办“菊花宴”，嵯峨天皇还仿效钟会专门写了《菊花赋》。后鸟羽天皇据说曾亲自锻打名刀，把十六花瓣的菊花镌刻为器身铭纹，后世称“菊一文字”。此位天皇还将菊花图案制成皇家服饰和车舆的纹样，穿着行旅不离须臾。这个传统在皇室和贵族间流传，明治初年，“十六花瓣八重表菊”（正面）和“十四花瓣一重里菊”（反面）被正式定为皇家御用纹章，强调“权威”和“高贵”。而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国情和文化性格的畅销著作，更直接定名《菊与刀》。

　　“生必以高山之巅”“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与菊花一样在秋日含馨吐蕊的桂花，也与菊花一样被赋予了高洁出众、绝尘脱俗的“花设”。《晋书》记载，晋武帝询问郤诜自我评价如何。对曰：“臣鉴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蟾宫折桂”。“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宋人李清照一阕《鹧鸪天》，封性情萧疏、清幽柔雅的桂花为“第一流”。“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君忙。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同为宋代才女的朱淑真亦觉西风中摇曳的桂花确实弹压群芳，而书香熏陶之下，文心与花心一般馥郁。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林逋、周敦颐的诗文，又让梅与莲因“君子之风”被千古传诵。而宋代以降，以墨写兰亦为士人所重——竹有节无花，梅有花无叶，松有叶无香，唯兰妙处齐兼，仙姿玉质，清皓自守。宋末元初的郑思肖即画兰成癖，所绘墨兰疏花简叶，尤显空灵别致。他似与赵孟頫相识，耻其丧失气节，遂与之绝交。后赵孟頫数度拜访，郑思肖拒不相见，可以想象，作为宋朝宗室的赵孟頫竟成了谄媚的“投降派”，孤僻倔强的郑思肖必是觉得连飘零委地的兰瓣，对方都不配触碰。

　　另据宋代《墨庄漫录》记载：“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看到洛阳的“万花会”声势浩大，便有人打起了扬州的主意：“扬州产芍药，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蔡元长知淮扬日，亦效洛阳，亦作万花会。”蔡元长即蔡京，他策划的万花会摧折芍药十余万枝，既困诸邑，吏缘为奸，群众苦不堪言。幸好苏轼出任扬州太守后，及时叫停了此等劳民伤财之举，帮助芍药恢复风评。

　　与芍药一个科属的牡丹，也经历了口碑翻转的过程。有唐一代游春赏花，颠倒众生的绝色除了牡丹别无他者。盖因此花大可盈尺，香满殿阁，盛放之际丰盈华艳，“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夭桃敛迹，秾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可谓占尽风流，享尽专宠。从“绿苞如珠”到“淑色披开，照曜酷烈”的牡丹，恰似元气充沛、天生丽质不可直视的倾国佳人，用最彻底的美征服了天下。

　　一些宋代理学家讨论唐史，多鄙薄牡丹，更重要的是贬抑牡丹化身般豪荡天真的虢国夫人、杨贵妃姐妹，批判外戚集团的罪责。而与前朝文本将虢国夫人深刻卷入天宝政局不同，元明清诗歌逐渐将她推上“花仙”宝座，视她为不流于世俗、怀淡泊之志的素颜美女。虢国夫人借此重获新生，被比作白牡丹、梨花、白莲花、木芙蓉，一派清芳无邪之态，受到正面颂扬。徐渭等即“抛除有色眼镜”，以虢国夫人为典，抒发个人仕途不畅的郁积，顺势表达不慕荣利、空明悠远的内心。

　　细细思量，最终，迫使晚清“老大中国”身不由己卷入近代化进程的关键线索之一，仍旧是花——遭到人类贪欲恶念玷污，一度“毒名远扬”的鸦片罂粟。鸦片曾被认为对焦虑、烦闷、疲劳、疼痛等病症有奇效，不少英国大文豪即吸食成瘾，渴望从中汲取灵感，如出版了《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一书的文学批评家托马斯·德·昆西，及其好友柯勒律治，神游元上都写就《忽必烈汗》、大名鼎鼎的浪漫主义诗人。而回望英帝国对外扩张的侵略路径，鸦片则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卑劣角色，烟榻和战场上尸骨如山。不过，鸦片罂粟虽受牵累被钉在耻辱柱上，其“近亲”虞美人却声名甚佳。这朵传说里项羽宠姬精诚所化的花又衍生出相应词牌名，其中最令人低徊慨叹之句，当属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美人芳魂成花魂，望帝春心托杜鹃。子规啼血，难止难休，一叫一回肠一断，染红孕育了杜鹃花。那是对故国、故乡的依依凝望、深沉思念，千百年来，无从断绝。

道 | 情韵长，有所思

　　今日之中华，业已走出鸦片罂粟绮艳而不祥的阴影，如朝霞复举、春花复绽，一片风景连着一片风景，山河壮阔。“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神都洛阳还似往昔那个清歌妙舞、极乐盛宴的梦。“南国清和烟雨辰，刺桐夹道花开新”，沧海绕泉州流转，烟涛拍岸，何妨重游丝绸路！鲁迅《〈朝花夕拾〉小引》有一段：“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注：水培的栀子花，乃‘解暑花’），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栀子花、白兰花、茉莉花”，耳畔依稀迤逦响起熟悉的叫卖声，是谁的亲切呼唤勾动了江南的心弦？古城、名都妥帖珍藏的特色“花笺”，点明了一方水土的个性与情韵。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刘旦宅绘。

　　花是历史学、是地理学、是政治经济学，更是社会生活、民俗民风、人文寄托的方方面面。从《离骚》的木兰秋菊入馔，《夜行船·秋思》的“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到端午插菖蒲、石榴、蜀葵花之类，重阳“遍插茱萸”；到绘画、制香、衣饰、纹样；再到杜丽娘“睡荼蘼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林黛玉疼惜一地落花，好生装在绢袋里埋入花冢，以及《聊斋志异》里秀外慧中、形形色色的花仙、花妖；再到世相幻变、暗流涌动的《繁花》，事实上无一不是时代和文明的缩影。

　　一花一世界。意气风发时，我们大抵“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愁绪难解时，我们也许“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蛰伏时、怒放时、凋零时；天晴时，雨落时，披霜沐雪时……一年四季的每个瞬间，此情与彼意，此消与彼长，如花落花开。

　　在过往的生命体验之后，懂得珍爱与知足。至弱亦至强，总要想法子开开心心地活下去，花脉脉不言，却让人明白了这个朴素而宝贵的道理。相契的朋友彼此戏谑，尚留几分不羁少年的放肆；衔杯嚼蕊，蜂蝶乱舞，闲适酣乐须及春。大伙儿愿意相信：不管是雍容娇艳的“园林小主”，还是紫云英、过路黄等“田郊野老”，明年的花大概会开得更好罢？

　　一粒种子的选择不多，只在光线、水源、生机偶尔一瞥时，才有自沉眠中苏醒、扎根、发芽的可能性。存活到开花结果的魔力一刻，已然是莫大的胜利。人与花相近，我们在花木中辨认着自己的倒影，花木的命运便是我们的命运。记者｜孔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