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辛亥百年，很多媒体都围着这个话题做文章，这个主题的图书也是层出不穷。如果说马国川的《告别皇帝的中国》与其他同话题的图书有所不同，那是因为这本书汇聚了海内外众多学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争议。

　　同样的话题在不同学者的视野中自有“他者”的角度，对同一个话题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观点，因此阅读这本书给人最初的印象很可能是混乱和驳杂。身为媒体人的马国川在采访之初已经料想到这样的结果，在访谈中设置了几个核心的问题，比如访谈中主要涉及对晚清新政、辛亥革命、革命与改良等方面的认识，但仅这几个问题一路谈下来已经是异议丛生了。

　　马国川的访谈，其实还是免不了对历史进行假设性的论证，如果慈禧晚死几年又如何，如果辛亥革命不成功又如何，如果袁世凯活着又如何。这些议题当然不是主张否定已经发生的历史，但是这种学理性的假设至少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换位思考的角度，所谓同情的了解，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基础。

　　从他对这些学人的访谈中，我们还可以察觉到一种微妙变化，那就是对晚清新政以及辛亥革命的重新认识。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后果，现在看也并不尽如人意。在对萧功秦先生的访谈中，他就提到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个激进的排满革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民族革命”，因为是在满清统治极其虚弱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成功了，但是“没办法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只能采取凑合性的形式，这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化”。革命的合法性诉求遭到了质疑，因为缺乏一种更为有力的力量的介入，中国社会和历史进入了一个碎片化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晚清新政的重新认识，很多学者都开始抱持这样一种观点，新政其实如果能持续下去，革命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中国也许就会实现宪政。这就是说，改革比革命更为有效。借用李泽厚评价五四的那个著名论断，这其实是“改革与革命的双重节奏”，不是改革压倒革命，就是革命压倒改革，至于谁压倒谁，得看具体的时代语境，与真实的历史关系不大。

　　其实，不管是否要告别革命，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尚没有厘清，那就是具体何为革命，还存有巨大的争议。“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当该词第一次用来形容人类的政治事物时，显然是作为一个隐喻而出现的。“革命”第一次出现，反而不是用于一场我们平时所称之为的革命运动，它用于１７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而所谓的“光荣革命”根本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也就是说，“革命”在人类事物中第一次使用，最初的含义是指“复辟”。至于革命的面目开始变得可憎，与滥用权力、使用暴力、剥夺自由相关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却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美国革命。

　　汉娜·阿伦特对“革命”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以自由对抗暴政。这个定义如此简洁，以至于我们开始怀疑革命是否能够真正担当这种重任。她在《论革命》中说：“令人悲哀的是这样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法国大革命以灾难告终。却成就了世界历史，而美国革命如此功成名就，却始终是一个地方性重大事件。”实际上，在两者的最初阶段，革命的参加者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恢复君主专制或者殖民政府滥用权力所破坏和践踏的旧秩序。他们最初的目的都想回到一个旧时代，万物有序，各安其分。但是，现在的我们已经知道了革命的结果，我们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赋予了“革命”一种暴力含义，而这样一场革命必定会吞噬革命自己的孩子。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先使人类最美好的希望转化成现实，然后又让他们陷入彻底的绝望。

　　我们之所以如此惧怕革命，渴望告别革命，不是恐惧革命的过程，而是它带来的一系列不可控制的结果。这是革命的吊诡之处，从复辟到暴力革命，从希望到绝望，从自由到暴政，革命这个词汇已经足够复杂，乃至我们谈虎色变，谈革命必然会害怕对我们还算安逸生活的摧毁。

　　现在史学界对“告别革命”的声援甚至可以赋予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当社会的进程已经到了危机时刻，历史的必然性诱使革命发生的时刻，革命原始的“复辟”意义被重新发掘了出来，具有了现时代的合法性，革命的正当性诉求反而被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