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的爱与性

　　在去年香港书展上被称为“最受文化与史学界关注的描述慈禧荒诞性史的奇书”的《太后与我》，引起两岸三地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笔者在此书简体版未出版之前，曾几次受国内作家朋友之托，从香港为其代买——实际上，当时多数人都不看好此书能够出简体版，认为是个“奇迹”。但无论是为了猎奇还是为了研究，凡读过此书的朋友几乎没有不再向其他人推荐的。到香港的文化人似乎皆以《太后与我》为“手信佳品”，争相购买赠送亲朋。

　　《太后与我》之所以被称为一部“奇书”，乃因作者巴恪思首先是一“奇人”。他是英国贵族，读完牛津大学，1898年到北京，在北京住了46年，说一口京片子，死在北京。他是同性恋，他说“和同时代的许多名人都发生过同性关系，包括大文学家奥斯卡·王尔德，大插画家奥布里·比尔兹利，大诗人保罗·魏尔伦以及英国前首相索尔兹伯里”，唯一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便是慈禧。

　　有人说巴恪思“半是疯子，半是骗子”，他在《太后与我》里，简直把清宫写成了“淫奸会”。据说，这部书写完后手稿尘封近70年之后才得以整理出版。这让人不禁想起康有为的《大同书》，写完后不敢出版，怕过于劲爆的内容引发读者骚动。但没想到拖了这么久才出版，仍旧引发论战。

　　关于《太后与我》是否值得读？笔者的观点一直是肯定的。只不过不同的人或许应有不同的读法：专家学者，可以将其视为史料，一一考证真伪（这项工作可以交给方舟子先生）；而我等市井小民，则不妨将其视为小说，消遣娱乐——甚至仅仅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读之又何妨呢？人们不会因为鬼故事标榜“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较真，对不对？

　　虚构是否可怕，取决于读者用什么心态阅读。这里引述巴恪思的原话：“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

　　此书出版以后，在“保守”的香港掀起小小的波澜，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

　　有人或许要问：香港保守吗？对，起码在性方面是这样。千万不要被香港“国际大都市”的光环欺骗。其实在性方面，香港比内地保守得多，支支吾吾、遮遮掩掩，无法接受不道德的性行为，卫道士满街都是。这一点从前几年香港对“艳照门”事件的态度，便可略知一二。现在，当年事件的女主角阿娇等人在内地可以复出，在香港却依然不太为人接受。

　　反对《太后与我》的人大多针对两点。一是其真实性。这点笔者已在前文讲过，即便该书是虚构的，也颇值得一读。刘绍铭教授则相信，就算《太后与我》的性描写是虚构的，但巴恪思去过清宫应属无疑。他在《苹果日报》上写道：“说实在的，《Dcadence Mandchoue》（《太后与我》英文原名）有关清宫各种繁文缛节的描述，如果不曾登堂入室，实难想象出来。”二是其道德尺度。书中大量所谓“变态”的性描写，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道德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你不能接受，或许别人可以接受。千万别觉得读者看了就会去模仿，那是多余的“家长心态”。读者最好自己找书来看，形成自己的判断，不要轻信他人的评价。

　　笔者认为《太后与我》之所以不被很多人接受，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巴恪思书写的对象是讳莫如深的清宫，是至高无上的太后“老佛爷”，实在大逆不道。但是，香港影评人石琪在《明报》的专栏上，却提出另一个角度，指出和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期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也是经常被“造谣”成“性幻想对象”的人：“维多利亚婚外情谣言确实流传甚广，成为1997年英国片《皇室别恋》的题材，朱迪·丹奇主演，导演约翰·麦登随后拍了得奖叫座的莎士比亚恋爱片《莎翁情史》，使格温妮丝得到奥斯卡影后奖。”

　　为什么英国人对维多利亚的性虚构可以被允许，并且在“谣言”基础上再创作，还获得大奖；而巴恪思对慈禧太后的性虚构却遭到口诛笔伐呢？中国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武则天、慈禧等人的黄段子，人们不以为意，却独在意《太后与我》，何故？很自然让人想到网上对这本书的另一种评价：“中国的皇太后，怎么可能让洋鬼子搞？成什么体统？”

　　倘若反对者真是基于这点可笑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笔者不得不为这些人的自卑感到悲哀。或许只有叫某位“民族英雄”挺身而出，写本“女王与我”、“王妃与我”之类的书，才能使心理扭曲的反对者感到心满意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