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残存的乡村生活
《漫水》是官场小说领军人物王跃文的非官场题材小说集,它有力地说明了一点,王跃文的成功并非仅仅因为写了官场小说,就算不写官场题材,他依旧能写出足够牛逼的小说。在王跃文的笔下,官场只是一种题材,绝不是全部,不像打着官场笔记、首长技术之类的读物,一旦抽掉官场就什么也不剩。
独特的题材能成就一个作家,也能毁掉一个作家。从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轨迹来看,每一个文学潮流中都会涌现一批作品和作家,伤痕、寻根、先锋、写实、市民、新现实等小说潮流中,有些人出来,也有些人被淘汰,更多人迷失在路上。官场小说也一样,甚至更不堪,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从阎真的《沧浪之水》和李佩甫的《羊的门》的锐意登台,到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和《西州月》,社会深度和人性刻画都到了巅峰。巅峰过后就是下坡路,如今的官场读物基本就是重复,早已沦为卖笑的商业游戏,赢了码洋,输了节操。
王跃文改变了官场小说在权术伎俩、权色交易等漩涡中打转的小格局,也改变了为民请命之类的清官叙事,改变了反腐倡廉的模式故事,最为关键的是,他关注的是人——生活在中国特色“官场”环境中的人,尤其是内心深处还残存知识分子心气的公务员,这便是王跃文小说能超出官场的秘密。这个思路不仅表现在他写官场,写乡村题材的小说也是如此,写的就是乡村人。
《漫水》里有七篇小说,主打《漫水》和《我的堂兄》,是两篇气质迥异的作品。前者写了两个极有乡村气息的人物——余公公和慧娘娘。余公公就像一个参透了乡村生活精髓和大自然密码的人物,做每件事都很从容,活得很淡然,也很细致。他就是生活中的庖丁,游刃有余,拿捏有度,熟悉人情、山水、生死的每一块骨节。慧娘娘曾是一个历经风月的窑姐,见惯了种种人情冷暖和虚情假意,让她更看重生活的平实。她洗尽铅华,成为普通但别致的乡村妇女,既是接生婆,又是入殓师,还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做的都是积德行善的事儿。两人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彼此心心相印半生,却从未越过雷池。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超越了世俗情感,是亲人,是朋友,更是知己。
《我的堂兄》的故事更妖,堂兄有个霸气的名字,叫通哥,曾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的正直的文艺青年,一个有胆量、敢作敢当的民办教师。“文革”中表现得很刚强,能坚持原则,还教导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不要人云亦云。就是这样一条好汉,被改革开放一阵洗涮,彻底迷失了,变成了一个顺手牵羊、随波逐流、甚至待在监狱还不愿意出来的怪咖。通哥的爱人、曾经崇拜他的革命伴侣,终以离婚收场。于是通哥和他之前看不起的铁姑娘同居了,还生了一堆孩子,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围追堵截,却拿他没辙,因为他就没和铁姑娘领过证。
王跃文在观察乡村人物时具有毒辣的眼光,《漫水》的诗意,《我的堂哥》的黑色幽默,都折射出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的某种秉性。不写大善大恶,不论大是大非,只重平常人物的平常生活,却隐约有一种残存的诗意在。同钢筋水泥的城市生活相比,乡村生活显然更有诗意,人与土地、自然相处时的自由感。中国文明赋予乡村的文化灵气,在青山绿水间,在晨暮变换间,在清风白露里,在春绿秋黄里,在欢生与喜丧间,也在宗族伦理里,乡村还残存着中国的某种诗意文明。
当许多乡村青年前赴后继地奔赴城市,身体被城市切割蹂躏后,关于乡村的记忆就会幻化成一种图腾般的信念。只是如今这种乡村诗意被一个叫做城镇化的怪物追赶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无处藏身,酿成了许多拆迁苦难和最为丑陋的乡村建筑——三层楼房。尽管这样,乡村生活依然比城市生活要温润许多,这种诗意在城市里是找不到的。
王跃文的文字里流淌着这种诗意,在余公公的手艺里,在慧娘娘的笑容里,也在通哥的耍赖里。关注诗意不是避开苦难,更不是逃避现实,恰恰相反,注意到这些平实的乡村人和乡村生活,写出其中的诗意和智慧,同样是关注现实生活。贴地飞行,看得更为真切。在21世纪后现代城市生活的背后,有一种诗意的乡村生活还在延续,需要保护。在王跃文不疾不徐、平实但内藏机锋的文字里,有着这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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