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书写的遗憾与深情

　　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经说，写文化史最严重的一个困难就是，为了让人便于理解，必须把那些伟大的知识发展过程分成许多单一和往往近似武断的范畴。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历史的编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忧，它应该是一项合作的事业，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却愿意单打独斗。我的矛盾心态来源于两个方面，合作撰写的历史总觉得缺少了个人特色，显得平庸；而单人撰写的历史著述又受限于个人的视野和能力，缺少全面的视角和观察。
　　带着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去读《欧洲文化史》很有意思。倒不是说非要用所谓批判而挑剔的眼光审视这样一本著作，而是说无论作者怎么样写都注定会留下遗憾，更何况是一个荷兰历史学家用英文写作的《欧洲文化史》在中文语境中被阅读，被解剖。这其中几层文化差异的错位很可能让这本宏大而精彩的著述少了几分精彩的韵味，多了几分误读的可惜。我们至少从教科书中对世界历史的进程有着大概的了解，而且这种教科书的历史观对我们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总用这种幼稚的历史观去衡量一种更为成熟和稳妥的历史观——正是这种自以为是的熟悉造成了误读的可能性。
　　历史写作首先是一种选择，尤其对那些喜欢单打独斗的历史学家来说，当他们完成自己的著述后，注定会引发一场没有结论的争议。历史写作的选择，意味着你放弃的东西与你选择的一样多。这位荷兰的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提到过这样的小插曲，当他以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岂不知受到的攻击比以前更甚。有人会说他的著作忽视了基督教传统中《圣经》的作用，有人说他过分强调了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有人说他没有强调劳苦大众在形成欧洲过程中的作用，还有人说他不应该在一部文化史著作中过多强调经济和政治背景……
　　李伯庚受到这样的攻击多少有些不公平。就像布克哈特所说的，知识发展的过程从来不是单一的，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等等总是要掺杂在一起，历史的书写之所以清晰，只是为了便于我们梳理历史的头绪，它是一种历史叙述，而不是历史事件。欧洲也不是静止的状态，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而且还会继续变化下去。如何描述这种变化，并从中寻找出欧洲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就是历史学家应该关心的问题。
　　法国历史学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对欧洲文明提到过这样一种观察，欧洲文明一方面似乎是高度统一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所有欧洲的国家都拥有完全相同的文明呢？答案显而易见不是。欧洲有着不同的国家，自然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习俗，但是，布罗代尔说“欧洲所有的运动，无论是来源于它空间的哪一个点，都有蔓延到整个欧洲的倾向。我们说仅仅是倾向。某种文化在欧洲的这一部分或者另一部分可能遭到拒斥或反抗；抑或出现相反的情况，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往往越过欧洲的边界，甚至不再是‘欧洲’的文化，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开始于整个人类”。想想有史以来的各种大事件，希腊哲学文明的传播、基督教文化的信仰、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近代自由民主等天赋人权观念的流行，无不一一印证欧洲文化的统一性与扩散性。它的多样性文化与统一性文化似乎并行不悖，在互相滋养中蓬勃发展起来。李伯庚在《欧洲文化史》中对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整理也正印证了这一观点。
　　读《欧洲文化史》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就是李伯庚把欧洲文化的历史分成了一个个单一而有趣的部分。每一章相互联系又互相独立，绝不是那种单纯按照时间轴的发展书写历史的庸常写法。他把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带入了自己的著作，在强调各种观念的同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历史写作当然免不了文献的存在，但是他的引用恰恰避开了历史写作对宏大叙事的偏见，特意选取了很多精彩有趣的细节资料来弥补观念叙事的不足。
　　我被这本著作所吸引，不是因为作者对欧洲历史的梳理，而是他在其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深情。我们经常说，历史学家应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一种客观的距离，以免让自己的感情影响自己的判断。但在那些细致的部分里，我们仍然能察觉出一个历史学家对他挖掘出的细节的热爱。他使用什么样的史料，舍弃哪个部分，都有着自己的偏好，这是个人与时代的局限，无法避免。于是我们只能从他的这种偏好中了解一位历史学家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