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少年的上海岁月

       上海，在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是一座得到宽容和保护的城市。二战时期，众多的犹太人从欧洲逃难来到上海，这一暂住就是六七年。中国政权易手后，他们都风流云散，不管是战时的难民，还是战前就久居且有恒业者，皆不例外。但日后他们忆及上海岁月时，都是充满了温馨和感念。
　　犹太少年山姆的回忆，便是一个充满细节的例子。1934年，他降生在今天上海的瑞金二路一产科病房里。他一家都是俄裔，在苏维埃革命后，从远东的海参崴举家迁移到上海，继续经营一家包装纸盒厂。非常富裕的家境，使得他在上海时未感受到生活的匮乏和凄恻。即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困难的日子里，上海对食品实行配给供应，但山姆一家毫无困难地面对黑市价格。当他见到犹太同学家里将面包切得薄到近乎透明的程度，并用猪油代替黄油时，山姆家里依然有充足的鲱鱼和酸奶，还能邀请朋友来吃饭补营养。
　　使山姆一家真正感到物质匮乏，是要到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后。因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冲撞，市面上商品凋零，私营企业在经济调整中受到冲击，但让尚留在上海的欧洲人惊讶的是，1950年进驻上海的苏军防空部队官兵，则欣喜若狂地将薪水全花在购物上。再往后，他们一家先后移民到澳大利亚去，山姆告别生活了17年的城市，也可谓是故乡。故乡生涯里更加幸运的事，是山姆一家的无国籍身份，虽然他们一家在苏联属于被消灭的白俄群体，但置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上海，无国籍犹太人、白俄跟德国人、意大利人一样避免了进集中营的厄运。《永远的异乡客》是另一个在上海长大的犹太少年的回忆录，其身份和遭遇跟山姆类似。
　　对于山姆而言，战时的记忆是困在一座孤岛上度过的，信息有限，基本生活无虞。到了战争后期，才感受到战争气氛的逼近，日军的岗哨增多了，工事和高射炮位也增多了，城里实行宵禁，晚上用被单遮住窗户亮光。仅此而已。所有关于战争的消息都不是能即时获得的，未几，日本便宣布投降，美军登陆上海。一群孩子屁颠地跟在美军队伍里狂欢，要巧克力、口香糖、罐头、香烟，搭吉普车，美军的短暂占领史给这些白种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驱赶了战时的阴霾记忆。
　　上海，因为有这段犹太人聚集生活的历史存在，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了一笔对外联谊的财富。上海犹太人建立的国际联谊组织，不少分布在美国和以色列，较为知名的，如总部设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前中国居民协会”，其成员中的70%来自上海。这时候，当年的翩翩少年已经在世界各地成长为中老年人了，他们竞相回来看旧日的城市和街道，缅怀儿时记忆。去年，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发起老照片人物影像寻人活动，算是重新追寻那段中以双方共同拥有的记忆。长久以来，上海犹太人历史的研究，则是上海本地一块特色学科领域，迄今硕果不少。
　　但许多历史写作都走向一个误区，认为如山姆一家能躲过大屠杀，是因为国民政府或者日本政府方面的几个关键人物大发善心给签证，以“辛德勒”的形象出现而自作多情被感动。实际上，他们完全是在混乱中得福，上海是当时唯一无需签证、无需护照便可自由进入的港口。因为国民政府对上海失去了实际的治理权，日本在1940年成立汪伪政府之前，不具备名义上的治权。虽然日本和德国都属于轴心国阵营，但日本对屠杀犹太人毫无兴趣，相反，日本认为犹太人是招商引资的香饽饽，为此制定了河豚鱼计划，在东北殖民地即出台政策招徕犹太人来定居。至于德国向日本提交“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也是根本就没有筹备下去。在山姆的回忆里，他们虽然被日方欺压，但作为犹太人并没有遭受到反犹歧视。反倒是法租界的学校在维希政府代替第三共和国后，开始实行排犹动作。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导致上海为犹太民族在苦难的二战史中留出一席之地，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