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来的女医生
一座监狱,如果连它的看守也不惜一切代价逃离,那它的末日还会远吗?
2012年,德国导演克利斯蒂安·佩措尔德凭借《芭芭拉》赢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佩措尔德近年来开始关注女性题材,2007年以《耶拉》捧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并为其御用演员尼娜·霍斯赢得最佳女主角奖。有意思的是,两部影片均以女主角在动荡不定的车厢内的镜头开始,似在暗示人物有着一颗驿动的心。
《芭芭拉》节奏舒缓,镜头非常克制,像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一样沉闷、压抑,凄清的风景、枯燥的工作,如影随形的秘密警察和线人,该死的生活!影片准确地传达出了时代的密码,出狱后从东柏林下放到乡村的女医生芭芭拉,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屡屡挫伤同事莱泽尔的好意,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另一番“好意”的表达:一直都在计划出逃的她不想有任何牵挂,也不想连累任何人。
老大哥一直在看着你,哪怕你来到了乡下。本来是公事公办的例行检查如此令人痛苦,“老大哥”的手指不仅要探察你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还要戴上手套深入你的体内。很难说这种对监视对象的莫大羞辱给检查人员带来了何等快感,他们也许只是不愿、也没有能力思考自己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已。
不难想象,在这种恐怖、高压的环境中,来自集中营的少女一句“我要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家”对芭芭拉心灵的震撼,两颗孤独、悲愤、向往自由的心紧紧拥抱在了一起。芭芭拉为少女朗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尽量延长她的住院时间,后者更是视其为保护神。莱泽尔推荐给芭芭拉的小说《乡村医生》充满寓意:女孩即将离世,最后的愿望是一尝爱情的甜蜜,又老又丑的乡村医生满足了未经人事的女孩,成为甜美爱情的替代物;而芭芭拉将唯一的出逃机会留给逃出集中营的少女,何尝不是将一切美好的情感寄托在了少女身上?
同样以东德时期为背景,《芭芭拉》从名气上来说不如《窃听风暴》,但艺术品质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2006年《窃听风暴》横扫德国电影节和欧洲电影节的各项大奖,斩获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好评如潮。人们对其情有独钟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电影——也许和我不喜欢奇迹有关。
对于想了解东德时期人们的生活、心态的观众而言,《芭芭拉》显然是比《窃听风暴》更好的选择。《窃听风暴》的摄制组跑到很多前东德的机关大楼取景,唯独遭到监狱博物馆馆长的拒绝,理由是该片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都没有。这正是《窃听风暴》最大的败笔:特工良心发现的过程过于简略,欠缺说服力。
一个都没有。良心发现、雪中送炭只是传说,世界一片黑暗,善良的人也会变得麻木,成为暴力机器的一个齿轮,释放兽性以获得某种安全感:只要正常运转,齿轮是不会被淘汰的。《窃听风暴》虚假的温情令人恶心,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刻意将复杂的人性简单化和美化的态度,对观众真切地认识那段可怕的历史会产生误导。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窃听风暴》显然太过矫情和幼稚。
倒不是说非要把东德特工都描绘成魔鬼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任何人的任何重大转变,必定有着重大的原因,不是窃听一首诗歌或几场他人的谈话就能搞定的。艺术家必须提供足够的线索,让人物观念的变化形成内在的合理的逻辑,这是尊重观众的最起码的创作态度。相形之下,《芭芭拉》对特工的处理就较为令人信服。
当然,无论多么严酷的境遇,也无法彻底摧毁人性的善良,而现实越冷酷无情,向往自由的心就越加强烈。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至少有37名东德边防军人在越境时遭到射杀。一座监狱,如果连它的看守也不惜一切代价逃离,那它的末日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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