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缘何吸引那么多私人捐赠？

     走进上海博物馆，前厅有一面“金榜”，上面按年度排列着建馆60年来所有捐赠人的名字，上博以此铭记捐赠者。不仅如此，在每一个展厅，每一件展品上，但凡属于捐赠物，都会在标牌上镌刻捐赠者的姓名，大到殷商青铜鼎、魏晋石刻，小到一支笔、一把壶的文房雅玩，一件不漏，令人感动。

　　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精神的象征，海内外闻名的上海博物馆目前具有等级藏品12万件，参考品70余万件，其中陶瓷、青铜、书画三大类的收藏均成体系。明代家具、历代钱币、古代玺印以及玉器、雕塑亦堪称精湛。而这些藏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1949年以后从民间征集的，其中有很重要的部分是收藏家或其后裔所捐赠。可以说，没有民间收藏，没有收藏家的捐赠，就没有今天的上海博物馆。

　　历数60年风雨沧桑，不难看出，上海博物馆与捐赠者之间，有着异常亲密的情谊，相互倾诉真诚执著的人文情怀。社会上收藏家以及他们后代的无私捐赠是上海博物馆得以具有丰富馆藏的一个重要来源。近60年来，捐赠文物的有1000人次以上，捐赠的等级文物和一般藏品的总数达11万件以上，其中有很多是上海博物馆的重要馆藏。

　　整整一个甲子过去了，回过头去望着那墙上一长串的名字，赫赫然，巍巍然，既不乏政界要人、学术精英，也不乏收藏世家、名门望族，更有不少专业级的收藏爱好者与热心公益的慈善家……　　

 

捐献家藏，回报社会

　　

　　潘达于是苏州名门潘世恩、潘祖荫之后。l923年，l8岁的潘达于嫁入潘家成为潘祖年的孙媳，丈夫、祖父相继去世后，年仅20岁的潘达于就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

　　潘家有宝众人皆知，尤其是大克鼎、大盂鼎那两尊旷世宝鼎，更是海内外很多收藏人士所梦寐以求的。潘家式微之后，觊觎宝物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从清末权臣端方到以巨资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的美国人，甚至是凶狠的日本侵略者，潘达于始终都顶着压力，不为所动，一口回绝。

　　历经沧桑之后，1951年7月，凭着对新政府的信任与感情，移居上海的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为此，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辞，颁发的文化部褒奖状上落着部长沈雁冰的大名：“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这张奖状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50多年。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大克鼎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

　　直到2004年2月28日，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大盂鼎、大克鼎相聚在上海博物馆四楼第三展厅。这是上海博物馆为祝贺捐献者潘达于百岁寿辰而举办的回顾特展，当天下午5时，身着棕色缎袄，脚穿新绣花鞋的潘达于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展台，围着栏绳走了大半圈，这是她50年来第一次看到大盂鼎和大克鼎摆放在一起。

　　事实上，上博始终没有忘记潘达于，保持着如同亲友般的关系长达半世纪，不仅逢年过节总要去探望她，平时也不忘问候，每每潘家遇到困难，更是由上博第一时间出面解决。1949年后老人没有生活来源，上博四处奔走，为老人在街道里谋得一份工作；改革开放后，看到老人的住房闷热，上博特意上门为她装了空调；一次，闻知老人因病住院，上博立即让老人换到最好的病房，并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老人耄耋之年，特别想回到苏州老家养老，上博知悉后，又为老人在苏州市中心购置了一套三居室住房安度晚年。

　　继献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献字画99件，1957年献字画150件，1959年献161件。另外还献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画，其中包括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珍贵之作。

　　放下架子，与收藏家交朋友，正是这种亲切关怀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使上海博物馆的朋友越来越多，捐赠活动持续进展，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不断得到充实与丰富。除了潘达于，苏州“过云楼”珍藏的历代书画等，也都悉数捐赠于上博。究其原因，一是上博的专业精神令人感动，从徐森玉、谢稚柳到马承源、汪庆正等，几代上博人都堪称书画、文博方面的大家、权威，其专业性不容置疑；同时因其地位崇高，与藏家的关系融洽和谐，也为上博获得捐赠、购买文物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原因之二是在于这批收藏世家历经几代，不仅看明白了“物无定所”，国宝没有永恒主人的道理，更身经战乱、苦难、腐败、黑暗等旧时代的洗礼，愈加对新社会充满感情。因此，当一些藏家拿到了象征性的政府津贴时，哪怕生活拮据，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之捐献社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书画文玩已从当年的“玩意儿”跃身为资产、财富的象征，价值连城的古玩在拍卖会上变得异常抢手，然而上博以灼热的真情依旧赢得社会对于上博的更为浓烈的真诚与倾情。美国华人许骧夫人捐赠“明代文徵明行书扇面”等古字画文物；庄贵仑先生捐赠明清家具；菲律宾庄长江先生、庄良有女士代表庄氏家族捐赠庄万里先生“两塗轩”书画珍品233件等，都是近年来上海文化界的大事、喜事，大家不约而同选择了上博，更将自己的名字永恒地留在了这座精神殿堂里。

　　

保护文物，捐赠曲折

　　

　　除了收藏家的慷慨捐赠，在上博的藏品中，也有一些颇为有趣的入藏经过，堪称曲折。

　　在上海博物馆的书画收藏里，有一幅王诜《烟江叠嶂图》分外精彩。此图绘层峦叠嶂陡起于烟雾迷漫浩渺空旷的大江之上，空灵的江面和雄伟的山峦形成巧妙的虚实对比。奇峰耸秀，溪瀑争流，云气吞吐，草木丰茂，显得蓬勃富有生气。画家以墨笔皴山画树，用青绿重彩渲染， 既有李成之清雅，又兼李思训之富丽，邓椿《画继》谓王诜“所画山水学李成皴法，以金绿为之，似古”，于此可见。而将其捐赠予上博的，正是书画大师谢稚柳先生。

　　谢老少年得意，过往于张大千、于右任等一代大家之间，所见甚多，无论是书画还是鉴定，都有着很深的学问，很高的造诣。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顾问，谢老自建国后就一直担任上海市文管委的委员，负责鉴定收藏古代字画。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迁至人民广场新馆，谢老还特意将其书画展览所得费用悉数捐赠。而从他手里捐出的这幅《烟江叠嶂图》，则更是曲折离奇，见证了谢老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

　　谢稚柳受张大千影响，特别钟情于宋画，在其笔墨追求中，王诜的长线条与淡墨渲染给了他很大的借鉴与启发。故而对于王诜的作品，谢稚柳特别熟悉与喜爱。1957年，文物掮客靳伯声从苏州风尘仆仆地赶到谢稚柳家，带了被许多鉴定家所不看好的《烟江叠嶂图》求售。谢老慧眼独具，一见之下，大为惊喜，赶紧对靳伯声说：“你把东西留下，我们上博要收藏！”后来，在一次例行的收购文物的专家鉴定会议上，谢稚柳满怀信心捧出了此卷，不料与会专家却几乎都在摇头，纷纷表示：这画面熟，30年代就见过，已经是行内公认的“苏州片”假画了！遭遇打击的谢稚柳却只坚持说了一句：“我还要研究！”

　　谢老回到家，把这画从头到尾审读了半晌：万一它是真的呢？岂不是明珠暗投？他迅速把靳伯声叫了来，说：“告诉主家，这画我买了！”靳伯声眼睛瞪圆了：“一幅假画，你们博物馆判了它的死刑，没人会要它，它一文不值哩！没准主家自己都要毁了它！你还买它？”谢稚柳不想多辩，只淡淡地说：“就算是我留做研究资料罢。”过了两个月，靳伯声愁眉苦脸地来了：“那主家听说上博断它为假，他赌上气了。上回开价800元，这回说非2000元不卖！您说这不是怄气吗？”2000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可以买套房子了。看着那幅命运莫测的画，本着抢救国宝的原则，谢老实在难以割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此画以1600元成交。为此，谢老卖掉了一批自己收藏的明清字画，分三次付款，才算了却这桩心愿。从此，他和这幅画朝夕晤对，从“笔墨性情”与王诜其他作品对照，坚信此画非假：“岂南宋以后所得而乱者？”

　　谁知这就埋下了一件扯不清的公案。不久，在“四清”运动中，谢稚柳因此倒了霉，罪名是“与国家争购文物”，谢老百口莫辩，而那幅倾其所有收藏的“假画”甚至作为“投机倒把”的赃物被没收上交。直到改革开放后，谢稚柳作为全国书画鉴定小组组长，亲自带领启功、徐邦达等一批顶级专家，辗转全国鉴定字画，这幅收藏于上博的《烟江叠嶂图》最终得以洗刷假画与赃物的冤屈，被评定为一级文物，国宝精品。而豁达大度的谢稚柳更是了不起，在晚年毅然决定与夫人陈佩秋联名将之捐赠予上海博物馆，成为其书画馆内的重宝之一。

　　从谢稚柳抢救国宝到捐赠藏品，类似于此的捐赠故事在上博还多有发生。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艰辛岁月，国宝被践踏、损坏的事例多有发生。据上博资深专家钟银兰回忆，尽管遭遇“破四旧”的厄运，但本着对文物负责、保护国宝的责任心，老馆长沈之瑜与时任保管部主任的马承源还是冒险向市政府写信，提出：一，抄藏家的家要先通知博物馆，由博物馆派人参加清理；二，抄家文物由博物馆代管，并专门造册登记；三，运动结束后抄家文物等待新政策出台后再行处置。就这样，在市政府的支持下，上博开通了电话专线，一旦有红卫兵抄藏家的家，就立即出动，甚至通宵达旦地抢救文物以免受破坏。由此，青铜器收藏家李荫轩的青铜器、钱镜塘收藏的字画、孙伯渊的4000多部碑帖，刘靖基的书画收藏……悉数得到了保全。“可以说，上海知名收藏家的东西基本都进了博物馆，由我们代管。”钟银兰对此感到欣慰。

　　功夫不负有心人，待到政策落实的那一天，也正是收藏家们向上博报恩的日子，不少藏家借此机会，提出捐献，将代管作品直接转成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值得肯定的是，上博的代管与捐赠，决不强求，一旦落实政策，就连同当年写下的捐赠书一并归还藏家，如若藏家有意捐赠，则再行办理相关手续，绝不混淆。从保护文物到捐赠文物，上博的诚心、耐心与真心，使得收藏家与之建立起了患难与共的友谊，难能可贵。

　　

购藏国宝，无偿捐赠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上博不仅在硬件上取得了进步，无论是展览环境还是收藏条件，都堪称国内一流，同时，在软实力上，也不断提高。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代文博人诸如谢稚柳、马承源、汪庆正等相继谢世，然而上博人依旧坚持纯正的学术性，矢志继承老一辈文博大家的精神，不仅成功举办了三次“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更有反响强烈的“淳化阁帖大展”等等，影响深远。

　　在新时期，收购、捐赠文物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是收藏、拍卖市场的迅速兴起，使得国宝文物大量投放市场，买卖的形式取代了原先的收藏模式。其次，随着文物价格的上涨，无论是购藏还是捐赠，作品的数量、质量与价值已远非当年可比。尽管如此，上博还是在藏品收集上下足功夫，不仅自己花大价钱购藏了《淳化阁帖》的祖本，更陆续得到了不少海内外藏家的青睐与捐赠。

　　在这些捐赠者中，张永珍博士不可不提。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张永珍出身于古董世家。父亲张仲英是民国时期上海有名气的古董商，在外滩开设“聚珍斋”，专门经营古玩，哥哥正是堪称为当今海内外古董收藏巨擘的张宗宪。而张永珍自幼受家庭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一直颇有兴趣。

　　尽管在香港商界叱咤风云，但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湮没张永珍在收藏界的美誉 。张永珍收藏瓷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其兄张宗宪的影响。在1999年11月佳士得举办的“张宗宪珍藏瓷器”专场拍卖会上，张永珍就成了拍卖会的主要买家:她以1212万港元买下清康熙胭脂红地珐琅彩莲花纹碗；以227.5万港元买下清乾隆铜胎画珐琅黄地牡丹纹瓶。拍卖结束后，张宗宪在餐厅碰到妹妹，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有钱，但你也买得太多了，留点给别人买多好，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你是帮我护盘的。”而张永珍却微微一笑：“中意就要买，再贵都值得。”

　　2002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张永珍以4150万港元拍得清代雍正年间景德镇官窑烧造的一件粉彩蝠桃纹橄榄瓶。说起此事，颇为偶然，当时，她正在回香港的飞机上，无聊之际看到拍卖的消息，一眼就看上了清雍正粉彩蝠桃橄榄瓶，这件漂亮的粉彩瓶瓶身呈橄榄式，造型线条十分优美。瓶体上画有粉彩八桃二蝠，桃实象征着“长寿”，“蝠”为“福”的谐音，这种以蝠桃为题材的吉祥图案常见于雍正和乾隆两朝的官窑瓷器。传世雍正官窑粉彩器上画蝠桃纹样的多为大、小盘子，见于橄榄瓶的极为罕见。而粉彩蝠桃图案的橄榄瓶目前世上仅此一件，所以堪称绝世宝瓶。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瓶流落美国多年，此次拍卖若是再度流至海外，则痛失国宝矣！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拍下这件精品。因此，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她从1800万港元起举牌，直抬到3700万港元，再无人抬价，终于在加上佣金后，以4150万港元竞得清雍正粉彩“宝瓶”。

　　其时，上海博物馆以大手笔购进宋代《淳化阁帖》祖本。对此，外界一度颇有争议，时任副馆长的汪庆正却力排众议，“我是研究瓷器的专家，可是如果要我在雍正粉彩与《淳化阁帖》里选择，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淳化阁帖》！”没想到，就在汪馆长说完这句话不久，得到国宝的张永珍博士居然毅然决定把这件罕见的珍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对于上博人而言，无疑是双喜临门。为此，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张永珍博士颁发了白玉兰荣誉奖，而张永珍在捐赠仪式上，只平淡地说了一句话：“它落叶归根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上海博物馆还特别举办了“张永珍博士捐赠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特展”，永久收藏并展出这件流失海外多年的珍品，使之从此不再飘零。

　　如今，每回来到上海博物馆，张永珍都会亲眼再看一看那只花瓶，她说：“把它放在博物馆，就像放在我的家里一样。”而她的这句话，无疑也是几代上博捐赠者共同的心声。

　　与大都会等世界一流的博物馆相比，上博与之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部分藏品来自捐赠者。因此，成熟的捐赠机制，对于一个博物馆而言，至关重要。

　　在美国，企业若向公益机构捐赠，会得到30％左右的免税，名利兼收。此外，博物馆在收到捐赠的文物时，通常会向捐赠者介绍拥有鉴定证书的古董商人来为捐赠品估价，估出的捐赠金额可以用来减免个人所得税，而收藏多年的文物会升值，捐赠者所获的更像是一种投资收益。而在欧洲却恰恰相反，私人捐赠在赞助艺术方面常常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因为欧洲国家支持艺术的形式是以国家直接拨款为主的。相比之下，上博则采取国家收购、藏家捐赠并举的方针，介于两者之间。而就全国的博物馆来看，上博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无疑是接受各界捐赠最多的博物馆。不过，就国家文物局今年发布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报告》来看，捐赠机制的薄弱已成为我国文博事业的一大难题。或许，从上博整整60年来与藏家之间荣誉与共、心心相印的往事中，能得到些许未来发展的思考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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