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战无不胜的秘密

       在过去的20年中，城市仍然在高效率地集聚人口，商务旅行也呈现出暴发性增长。人们的心理需求表明，没有什么科技方式能够取代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感受与需要。

《城市的胜利》，【美】爱德华·格莱泽 著，刘润泉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年12 月出版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最新力作《城市的胜利》一经问世就得到了行业内外的高度评价。
　　当《城市的胜利》引起了从《经济学人》到《纽约时报》等严肃国际媒体广泛注意的同时，古老东方一个叫莫言的作家正面临着从山东县城到首都北京买房的幽默选择，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长期以来一直居住在山东一个叫“高密”的县城。他没有正面回答记者得到诺奖后为何要到北京买房，但在格莱泽看来，这种选择近乎必然——文化理想并不能抵抗医疗资源、高等学府与精英集聚带来的吸引力。
　　格莱泽并没有急于点破城市的胜利意味着谁的失败，他只是从容地带着记者走访全球，穿越历史并不时品头论足，在传说与现实、经济与文化甚至人性与科学的反复碰撞之后，我们才隐约看到城市的生长脉络。结论简洁明了，城市的胜利既是田园乡镇空想模式的失败，也是违背城市生长规律的强硬城市规划者的失败。
　　作者通过大量数据与既有研究成果证明，田园生活之梦何以成为生态噩梦。事实上，乡村的环保低碳只是一种心理感受。统计数据表明，乡村与郊区的人均能耗与碳排都远在城市人均之上，其对生态的破坏更是远远超乎想象。瓦尔登湖早已人满为患，自然生态和景观都面临着危机。而在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占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比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几乎高出4倍。虽然少数人认为城市生活剥夺了他们某些幸福感，但城市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远远高于农村人。
　　城市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集聚功能，因为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城市得以在更大范围与更多领域内实现社会分工与资源分配。而集聚这一武器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自动升级为超限战争，在无穷多的角度与领域发挥影响力，从而在城市战胜乡村田园的战斗中，无孔不入、永无止息。
　　教科书告诉我们，城镇的出现是战争与市场交易的产物。然而，当所有城镇都具备这一基本功能后，何以有的城市成长壮大，有的却原地踏步？格莱泽的回答会令所有读者欣慰。巴格达的崛起归功于知识的传播——来自波斯人的医学知识、中国战俘的造纸技术、羊毛加工与水车生产的新技术，以及以穆罕默德·阿尔-花剌子密命名的代数。时至今日，北大清华的存在仍是让无数中国青年选择在北京求学定居与生活的原因。
　　在阅读本书期间，我正奔波于北京某个著名的三甲医院与为期两天的城市文化创新产业项目专家评审会。面对如潮水般的求医人群和超乎想象的个人博物馆建设方案，我可以确定它们都是乡村文化中无法实现的功能，作者所强调的“只有城市集聚才能提供图书馆与大剧院”的观点在另一个角度得到了更深刻的证实。
　　权威人士曾预测，传真、电邮、视频将大幅度减少面对面交流的必要性，新的通讯方式将使城市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但在过去的20年中，城市仍然在高效率地集聚人口，商务旅行也呈现出暴发性增长。人们的心理需求表明，没有什么科技方式能够取代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感受与需要。人们愿意忍受城市里的高房价，正是为了能与各行各业的精英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知识将会对高房价作出补偿。
　　格莱泽认为，城市贫困的存在与否，不应该基于城市的富裕程度来判断，而应基于农村的贫困程度来评价。过于夸大城市贫民窟的困境是缺乏全面认识与理性判断的直觉反应。一方面，穷人之所以选择城市贫民窟是源于对乡村生活优化的期望；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也为贫民窟的居民走出贫困提供了远远大于乡村的可能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居住者已作出了明智选择。
　　《城市的胜利》不仅论证了城市相对于田园乡村的胜利，也证明了一些城市何以战胜另一些城市。相对于底特律的衰退，作者多角度地论证了人们何以选择休斯敦、亚特兰大和达拉斯，并让这些城市成为美国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城市。而对于衰退城市的挽救，作者既分析了毕尔巴鄂由于博物馆发展而获得的成功，也列出了英国谢菲尔德全国流行音乐中心与莱比锡艺术博物馆的豪华建设与实际游客量之间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严峻后果。这种开放性的案例对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策略的借鉴意义，近于亲身示范一般鲜明与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