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新的神话？

　　一亿五千万独生子女！中国无疑是全世界拥有独生子女最多的国家。这一数量相当于加拿大总人口的整整五倍，也是中国计生国策实施四十年来最深刻的社会烙印和国际影响。
　　“独生子女、鞭炮和饺子”，就是一位法国社会学家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也总有复旦大学的西方留学生好奇地询问我：中国的计生国策是如何演化为准法规——“只生一个好”的？为了更好地同这些外籍非独生子女沟通，我推荐他们去阅读包蕾萍博士的新著《独生子女神话》。
　　在教育学博士包蕾萍看来：独生子女可以归结为“特殊儿童”的概念，其群体形态并非是中国独有的。早在1895年，享有“儿童研究之父”的美国教育学家霍尔，就整理出一份有着1045例特殊儿童记录的数据库。根据对数据库中46例独生子女的记录观察，1896年3月霍尔和其合作者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一篇关于独生子女的专题论文——《家庭中的独生子女》。不久，这位开拓者还在全美范围内总共找到381例独生子女。
　　不过，最初的独生子女研究成果，一定会让今天的“虎妈”、“狼爸”大跌眼镜。在整理个案的过程中，霍尔和他的助手发现——独生子女不仅生理上弱于普通儿童，智力和社交能力也明显不如后者，甚至其父母也普遍处于较低阶层或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霍尔本人深受达尔文的影响，深信物种进化过程中多胎更有利于种族成活和维续。他用童话般的语气指出：我们会注意到，不管哪一种动物家庭，鸟类也好兽类也好，多胎的幼仔都比一胎或两胎的好带；小猪的成长速度比小牛快好几周，有一打以上兄弟姐妹的鹧鸪比小鹰好教得多。他还强调：人类应摈弃一胎或不生育的高风险行为，更何况一胎还会带来照料、教育方面的困难。
　　霍尔学说中关于独生子女劣根性的判断——“独生子女天生就是一种疾病”，在20世纪迅速传遍了世界主要人口集聚区域，如美国、欧洲、苏联、印度和中国。这一判断产生的教条就是“多子多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养育独生子女”。包蕾萍对此评论道：“在今天看来，这些教条不可思议，也难以为人接受，但在当时却被视为科学育儿的准则，广为传播”。事实上，经过100多年的社会发展洗礼，霍尔学说在美国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成为反堕胎的法理基础。
　　当然，人口文化的发展很快就打破了霍尔学说的局限。二战之后，社会学在世界范围出现了繁荣的态势；对独生子女群体心理定势和社会表现的观察也进入了公众视野，媒体一度用“神话”来描述公众琢磨不透的独生子女现象。在包蕾萍看来，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神话”，是作为“理智”的对立面存在的。“神话”的背后隐藏着不能用言语表达的道理，“神话”并不代表真实，但“神话”对“理智”的社会心理认同是个重要补充。
　　独生子女的家庭脉络在后工业化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巨变。和霍尔学说诞生时期的工业化社会不同，1960年以后的独生子女家庭，完全摆脱了“病态、贫穷或名誉不佳”的印记；并和丁克家庭一样逐渐成为个人价值的象征，代表着新的家庭存在形式。包蕾萍获得的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80年代，13%的英国45岁妇女和21%的美国45岁妇女都开始只拥有一个孩子。而独生子女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这类家庭原有的同质性不断被解构。随着精英阶层的密集加入，家庭的生育功能被淡化了。
　　家庭生育功能的淡化，后来在中国开始转化成为一项名为“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时间却是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20世纪70年代，迄今已经缔造了两代独生子女。第一代独生子女刚刚接受基础教育之际，也正逢我国社会学重建；同时，思想解放表现在媒体上，就是展开了对这一群体的“神话解读”。而大众报刊在探讨社会担当时，也含有最初的集体偏见。其中，被报刊广为传播的、最有名的报告文学就有——关于中日孩子意志力比较的《夏令营里的较量》和《谁来保卫二十一世纪的中国》。30年过去，社会的发展成就，则是理智对神话的最好解读。
　　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代独生子女逐步诞生，中国当代孩子正在演绎“无所不能”的“震惊世界的神话”。当“缔造神话”弥漫成社会普遍焦虑时，我国第二代独生子女也基本失去了“享受童话”的童年。这是否就是神话的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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