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所有人而鸣
撰稿/瘦 竹
普里莫·莱维把所有的人都定为“罪人”在他自己看来决不是在危言耸听,因为他看出,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恶的因子,只有人类对自身的恶时刻保持警惕,它才不会从笼子里逃出来再次危害人间。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当二战正在欧洲大地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很难想象,远在万里之遥的阿根廷,博尔赫斯——这位书斋里的作家正在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并于战后创作了短篇小说《德意志安魂曲》,试图破解纳粹产生的根源。在这篇小说里,双手沾满受难者鲜血的纳粹分子在被处决前声称:“我并不要求得到宽恕,因为我根本无罪。”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写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意义正在此,太多的二战大屠杀的亲历者——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当他们老去、死去,当他们那些没有亲历大屠杀的孩子——即使从父辈口中听说过大屠杀或者通过别的方式了解过大屠杀,大屠杀在他们的脑海里也只会留下淡淡的印记,直到有一天彻底遗忘。而只要那些亲历者还有人觉得自己无罪,只要他们的孩子们学会了遗忘,大屠杀重新上演也不是不可能的。
普里莫·莱维是大屠杀的见证者和幸存者,由他来撰写这样一本反思大屠杀的著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与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大屠杀统计数据的罗列及对大屠杀恐怖场景的描述、大多数亲历者与幸存者单向的控诉不同,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更侧重于大屠杀根源的探究、集中营里丰富人性的展示,他试图从人性、制度等方面来找出大屠杀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看过《辛德勒的名单》的读者一定对大屠杀的惨绝人寰难以忘怀,在这一类影视作品中大屠杀展现得似乎有些简单化,纳粹就是施害者,而集中营的囚犯就是受害者,其实事实远不是这样。正如普里莫·莱维在书中所提到的,“新来者”挨的第一记耳光,遭受的第一次虐待并非来自纳粹,而是那些像他们一样穿着条纹衣服的同类,甚至最后把他们送进毒气室,最终焚烧他们尸体的人,也是这些同类,直到为了杀人灭口,那些曾经的帮凶最终也被送进了毒气室。
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里普里莫·莱维详细地描述了“老资格”们的施虐心理:
“饱受羞辱的老资格们,习惯将新来者作为目标,以发泄他们所遭受的羞辱,用他的痛苦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补偿,并为他们建立一个地位更低的形象,从而将他们从地位更高者处遭受的痛苦负担转嫁给后来者。”
大屠杀计划的制定者、具体执行者自然罪责难逃,那么那些普通的德国民众是不是无罪的呢?在普里莫·莱维看来,只要他们“将不视作为不知”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掩耳盗铃”,他们就不会是无罪的,因为,他们不会不知突然增加的焚尸炉、氢氰酸意味着什么,即使他们不知这些,他们也会从免费领用的衣物、财物推断出这些衣物、财物的主人的最终结局。况且那些德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公司免费享受着集中营囚犯的劳动成果,而它们的最终的受益者正是普通的德国民众。
可以说,普通的德国民众,从他们把希特勒选上台的那一天,就注定他们成为了纳粹的帮凶。而希特勒是怎么赢得民心,关于这一点,三七先生的《1933:为什么不投票给希特勒?》一文中有精彩的论述,而普里莫·莱维则认为,其实德国民众以及犹太人的命运在希特勒写下《我的奋斗》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就已经写就了。
正是因为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大屠杀之后,无论是曾经的施恶者,还是受害者都不约而同地希望大屠杀的记忆早早成为过去,施恶者当然是希望他们的罪行被人遗忘,而受害者则是因为不堪折磨,所谓“任何曾经受折磨的人永远受着折磨”,除非他们将他们所经受的一切彻底遗忘。
普里莫·莱维把所有的人都定为“罪人”在他自己看来决不是在危言耸听,因为他看出,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恶的因子,只有人类对自身的恶时刻保持警惕,它才不会从笼子里逃出来再次危害人间。然而很不幸,在“大屠杀”之后至今的几十年里,大屠杀又在不同的地方再度上演了几次,红色高棉的人口灭绝,卢旺达的部族仇杀,不过是二战“大屠杀”的不同版本。他们身上奔腾着的是和大屠杀时的纳粹分子一样的疯狂与野蛮,所以,普里莫·莱维说“每一声丧钟都为所有人而鸣”决不只是为了吓唬他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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