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练摊

 

撰稿/马　琳

 

 

　　每届威尼斯中国馆都会面临着争议与批评，今年也不例外。更多的批评是对展览本身，但我在此首先要提出对威尼斯中国馆展览制度的批评。的确，做中国馆的策展人是不容易的，每两年才有一次申请机会，并且压力大、困难多，不但展览要体现学术性，更关键的是还要能拉到赞助和找到能出钱的艺术家，因为政府只给场地而没有足够的经费。再加上国内缺乏艺术基金会的资助制度和私人赞助制度，使得威尼斯中国馆变相成了能拉到赞助的策展人和有钱的艺术家才能有机会参加的展览，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剥夺了那些不富裕的或是贫穷的但是有创意和实验性的艺术家的机会，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从展览制度上来说，威尼斯中国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极大的缺陷，需要制度的公平与透明。

　　再从展览本身来说，为呼应主题展“百科宫殿”，今年威尼斯中国馆的主题是“变位”，策展人王春辰选取“变位”一词表达中国馆的主题和意义，它指向当代艺术变化与思维的转换，特别指向了生活与艺术间隔的跨越、生活到艺术的转化、物品到艺术品或艺术行为的转化、非艺术与艺术之间的转化等等，它包含了当代艺术的实质之一。王春辰认为“变位”对于中国馆，是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及其文化表达的地理旅行：由中国移向欧洲，出现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与世界各国同台展示当代世界文化与思潮的多样性。

　　基于这样的策展理念，王春辰选择了何云昌、胡曜麟、缪晓春、舒勇、童红生、王庆松、张小涛七位艺术家来表现中国社会和艺术的变化。王春辰强调艺术要介入社会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认为：介入不是简单地图解或描述社会，而是将艺术家的自由与独特的思考加入到所针对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体制中。因为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艺术介入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凸显了艺术家反省自身身份与作用的必要性，也指向了特殊环境下中国艺术家创作出创造性成果的可能性。

　　王春辰虽然在强调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但是从参展作品来看，参展主体还是无法摆脱“中国符号”，像胡曜麟把一个具有中国明清时期的徽派特征的建筑搬到威尼斯的场地之中。王春辰把这件作品叫做“物自体”，概念来自康德，物表面不说话，但其存在包含了一切可以诉说的内容。胡曜麟的老房子，被拆除，再现，就是中国变化的结果。而把古建筑拆除以艺术的方式来展示已经变成时尚，明清徽派建筑在此也已经变成一个中国符号。还有舒勇的《谷歌砖》，用1500块树脂材料的透明砖以矮墙的形式垒在处女花园中，并选用了近年来反映中国各种文化现象的词汇，看起来也太简单、太直白了点。

　　以艺术介入社会已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趋向，而且这种趋向似乎越来越明显，作为展示和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威尼斯中国馆，理应对艺术介入现实的作品做出积极的反应，尤其是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但遗憾的是，我们在今年的威尼斯中国馆中，没有看到深刻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而且中国国家馆的展览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虽然已经拆除了几个油罐，但由于想表达的东西太多而影响了展览效果。

　　王春辰在微博中也多次表示：“其实，在威尼斯谈的不是学术，从忙布展到开幕都是忙人事，而且是高强度的人事，它超过任何一种展览，它刺激了人们的每根神经，这些都和学术无关。所以，无关的东西在威尼斯开幕后就终结了，回到中国才是学术，因为那才是个体行为，无欲则刚，威尼斯是欲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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