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好公民斯诺登
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撰写短文《论公民的不服从》，创设了 “公民不服从”概念,对此后从事公民不服从研究和实践的人士均产生了广泛影响。“公民不服从”理论包括以下基本要点：第一，不服从的是“恶法”；第二，采取的是静坐、罢工等非暴力手段；第三，是一种公开的行为，试图引起更多人围观甚至加入；第四，它看上去可能是“违法行为”，但表达的却是对法律的尊重和忠诚，是公民个人出于良知，对道德、正义、自由等公共理念的保护；第五，它不是消极的行为，反而是积极的抗争；第六，抵抗的目标是邪恶本身，而不是作恶的那些人，目的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法规发生一种改变；第七，只适用于民主、法治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正义感不仅普遍被人们拥有和热爱，也能借助法律等手段来伸张。
自2013年6月“斯诺登事件”爆发以来，斯诺登本人更被视为一个敢于向不健全或者被异化的法律权威发起挑战和质疑的“不服从者”。
西方有句名谚，“最好的政府掌管最少”，可由于9·11事件给美国造成了泛滥成灾的恐慌，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美国政府，放松了法律监管，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利用这一“间隙”，动用各种技术手段来“管控互联网”，加大了对本国及国外的信息监控范围，导致情报机构开展电子窃听的现象已经处于失控边缘。斯诺登认为，得不到有效监管的权力如猛虎下山，侵害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公民正当利益（特别是隐私权）。他的动机便是要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未经怀疑就监听”的状态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号召媒体和公众对政府这种“全景监狱”（边沁语）式的非法管控行为展开一种“反监控”。
斯诺登的“不服从”是慢慢形成的，《斯诺登档案》一书解释了这一过程。甚至从一开始，他反而是反对阿桑奇等“揭秘者”的所谓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的，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担任“安全专家”的工作机会，让斯诺登能更为直观地接触真相，加之受到各种激进思潮的影响，才使得斯诺登对政府的非法监控行为逐渐产生了反感。可以说，内心良知的苏醒促成他从一个赞成捍卫者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不服从者。对于政府的种种欺骗行为，“如果民众根本不知情，让民众认可就是一句空话”，这种超越个人，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己任的强烈公民意识，也促成他敢于选择公然戳穿政府的把戏。
当然，他最终能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卫报》上开展报道的格林沃尔德作为同行者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个一直批判政府监控行为的知名批评家、资深记者，非常懂得并擅长借助“媒体”这个社会结构中的“第四权力”，与政府那种失去约束的“更具进攻性的权力运用”展开对峙，做到以“权”制“权”。
虽然选择媒体将政府的丑行公之于众，不惜损伤美国的国家形象，可斯诺登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克制,比如在如何与媒体交涉，如何根据内容有选择性地选择揭露的渠道等问题上，他都有周密的规划，恪守着一条原则：绝不将证据交给美国的敌对方（如俄罗斯）。如此一来，他有效规避了自己成为彻头彻尾的叛国者或者外国间谍的可能，保持着对国家核心利益的保护以及对国家的忠心。
斯诺登的举报和不服从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令人振奋的反响，包括许多新法律的出台，民众的社会觉悟也有提高。至今，斯诺登流亡国外，几无回国的可能，可他甘受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诺登不仅是美国的好公民，而且是一个超越国界，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世界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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