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革命生活
初到北京
1975年9月25日，由英国文化委员会选拔和资助的九名英国学生在香港登上了一架伊尔飞机。罗斯当时正在伦敦学习中国艺术史和考古学。贝斯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她比我们几个都忧心忡忡，因为她要有一年见不着自己的丈夫和家里的狗。利兹大学来的人最多，其中格里和吉姆已经毕业，刚刚读完大二的萨拉则显得娇小、稚嫩。
在飞往北京的途中，身着古色古香印花布衬衫的年轻中国空姐为我们送上了糖果、中国口香糖（很难嚼）和香烟。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长达整整一年，大家都默默无语。我们于夜幕中降落在北京机场。一位个子矮小、戴一副水晶眼镜、头顶灰色帽子被称为傅老师的人笑容满面地迎接我们。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跟着他上了一辆老式汽车。车子在寂静漆黑的夜色中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到达了目的地——外语学院。
车子停在一幢灰色砖房外。我们几个女生下车后被带到二楼的双人间。房间的墙壁被粉刷成白色。我很快就发现，所有的房间都是这样粉刷的。只要衣服蹭在墙上，就会粘上白灰。由于来的女生人数为单数，我的房间暂时只安排了我一个人。房间里有两张铁床、一只木书架、两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天花板吊着一盏电灯。没有窗帘，门上没有装锁，只能从外面用挂锁锁住，但校方又不提供锁。校方（根据一叠有多个签名的单子）发给每个人一个搪瓷洗脸盆（没有花纹）、一个热水瓶（红色铁皮壳，上面印着一朵大玫瑰）、一个硬邦邦的带枕套的单人枕、一条单人床单。还有一床又大又重的棉被，被面是印有小花的黄布，被头是白布。
洗脸盆是拿到二楼盥洗室使用的。盥洗室里有个长条的灰色水泥槽，上面有一排自来水龙头。水龙头里通常只有凉水，只有晚上七点到九点的用水高峰期才会有热水供应。一楼的淋浴室那时也会有热水。淋浴室隔壁是只大锅炉，上面分布着许多可怕的仪表，表上的红色指针总是指向马上就要爆炸的温度。热气从管道上一些密封不好的地方滋滋地冒出来。不过这个锅炉对我们的生活却至关重要。为了早上有热水洗漱，我们拿热水瓶到这里来打开水。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打到安全饮用的开水。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照进房间，撩开了外语学院的面纱。灰蒙蒙的青砖高大建筑一直延伸到远处。左边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同样是灰蒙蒙的。这片场地可能是个操场。操场上，穿着白色衬衣和深蓝或军装绿色肥大裤子的中国学生正捧着书本四处走动。他们正通过大声朗读的方式来背诵课文。
外语学院地处北京西北角，周围汇集了北京好几所大学，并且离北京大学也不远。它接收来自欧洲（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西班牙、丹麦、瑞典、挪威、冰岛、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以及包括日本、柬埔寨、老挝和朝鲜在内的亚洲友好国家的留学生。我们都是来这儿学习中文的。非洲和亚洲的学生学习中文的主要目的是想继续在中国学习工程学或是医学。学校里还有一大批学习各种外语的中国学生。
女生宿舍对面紧邻着食堂，再过去就是男生宿舍。食堂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供中国学生就餐的。这里提供很多看了就没胃口的食物，不过几乎不花钱就能吃上。我们的第一顿早餐没有在那里吃，因为用餐的碗和筷子要自带。另一边是西餐部，供应的是西式早餐，而且提供餐具。由于这边可供选择的食物略微多些，再加上提供餐具，所以饭菜都要比中国学生那边的贵。
早餐过后，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被送往英国大使馆。包括英国大使馆在内的大多数外国使馆都位于北京东南、建国门外古观象台的东面。那个城楼状的青砖城垛观象台并不对外开放。城垛之上冲天的星盘、浑天仪、日晷的轮廓依稀可见。
友谊商店
在大使馆，一位负责人一本正经地告诫我们不要惹麻烦。他还让我们写出家里亲人的名字，以防我们从自行车上摔下或者出现更糟糕的情况。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有关外国学生在北京略显神经质的生活情况介绍。我们还被邀请参加了使馆的社交俱乐部，这样每年交纳十元会费（大约相当于在中国学生餐厅吃四个月早餐的费用），我们就可以从使馆图书馆借书、看电影，在使馆的贝尔酒吧里消费。我们还可以在酒吧玩投飞镖，打个欠条喝饮料（无论是啤酒、金巴利酒还是汽水）。
随后，面包车把我们拉到离英国大使馆不远的友谊商店。离友谊商店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大院，门口有手持步枪或者腰挎手枪的人民解放军士兵站岗。使馆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大院里那些带阳台的漂亮公寓里。他们的清洁工、厨师和阿姨（保姆）都由公安局提供。他们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劳工大学，外语说得很流利，每天都要向官方汇报他们在雇主家里制作果酱和烤面包片时所听到的重要谈话。
使馆人员的家属购物（买那些大外交信袋里放不下的东西）基本上都去友谊商店。商店一楼卖的是中药，有个小柜台卖花、金鱼和食品。我曾一度为在中国将一年吃不上奶酪而苦恼。然而就在那天上午，我发现友谊商店的货架上，摆着一种伊顿干酪。干酪的表皮呈晶莹的粉色，十分诱人。那里还卖面包——白面包一早就卖完了，不过俄式小面包卷也相当不错。奶油像在法国一样，以小包装出售，但是略微有些变味儿。友谊商店里还可以买到相当便宜的黑龙江阿穆尔河鱼子酱，学生们可以在星期天吃早餐的时候敞开肚皮。入口即化的花色点心——奶油巧克力小威化蛋筒——也便宜得令人咋舌。还有酷似棋盘的一板一板的块状奶油香草巧克力、小奶油蛋筒之类的食品。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外国货”都来自苏联。我心里想，是不是这些糕点师曾到莫斯科，跟随被改造过来的帝国厨师学习过。 友谊商店里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食品，以及大使馆每周五将派面包车接我们到贝尔酒吧的消息，都让我们大受鼓舞。我们驱车返回外语学院时，路过了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广场东侧是高大而缺乏生气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出于官方对中国历史看法的全面修正，博物馆没有开放。它的对面是有着圆形大立柱的人民大会堂，这是召开神秘的政府会议的地方。广场南面是高大的前门城楼。广场内唯一的建筑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一座高耸的灰色石碑，底座周围是一圈浮雕，描述了光荣的斗争史。如1840年销毁英美鸦片烟的斗争、1919年5月4日反对凡尔赛条约的示威游行、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反英日示威等。纪念碑两侧是留着大胡子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留着八字胡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每一幅都由上百块瓷砖拼成。离这几幅画像不远，是用类似的瓷砖拼成的孙中山像，他的面部被因维护而支起的密密竹制脚手架遮挡住了。毛主席像悬挂在通往紫禁城的天安门正门上方。以上这些便是我当时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画像。
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六点半就按时起床了，为的是参加太极拳班。太极拳（有时译作“影子拳”）是一种古老的运动方式。打太极拳是按照一定套路慢慢地运动，意在使你的“气”和谐贯通。在外面的运动场上，有一位剃着光头、风度翩翩的老者正在教一帮笨手笨脚的外国人。中国学生对这种传统运动不屑一顾，认为它只适合老人和外国人。他们在玩双杠、踢足球，或者穿梭在我们中间边走边读《红旗》杂志。这是一本政治上非常正确的杂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理论刊物。（原文如此。《红旗》杂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译者注）
“先生，请你脱掉裙子。”
吃过煎鸡蛋和烤得略微过火的面包等西式早餐后，所有英国学生都要去做体检。我们在英国的时候体检就都已进行过了，只知道来了之后要做胸透。然而不经过复查，学院是不会相信任何外国“资本主义当权派”医生的话。体检中我们出了洋相。有两个人晕了过去——当然都是男生。第二个人躺在诊疗台上，大多数医生都去忙他了。有趣的是，还没有进行任何检查，他们就晕了过去。也许是闻到中国人使用的消毒剂的气味。这件事情对格里影响很大。从此以后，每次经过医疗中心的时候，他总是因害怕再次晕倒而绕着大弯儿走。
不合理又不公平的是，所有的男生都不用抽血，而女生却被抽了不少，也不知道要拿去化验什么。由于耽搁，X光透视被推迟（具体时间遥遥无期）。不过，我们看了几个钟头其他外国学生胸透时的热闹。X光机带有很多屏幕，人走过时，整个骨骼都在动。我觉得挺有意思，尽管别人说那就像从癌症病房里出来，还说在里面工作的医生注定会因此死亡。随着体检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麻烦事也出现了。一大帮身材矮小、身着毛式夹克和围裙的柬埔寨学生显然一点也不懂中文，而医生对柬埔寨文也是一窍不通。我的法文要比中文好些，于是我自告奋勇，彬彬有礼地站在一个屏幕后面，尽可能用法文把医生的话传达过去：“先生，请你脱掉裙子。”
下午，我们被介绍给我们的联谊班。这个班几乎全是已过中年的中国人，为了干好革命他们突然接到学习英语的任务。这种很明显的随意命令经常会干扰中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他们不能拒绝，否则就意味着他们不准备做出牺牲。因为毛主席说过，为了革命，应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到外语学院来学习一年。有一件事例外，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因为语言天赋而被选来学习，因为那样就与当时的平均主义风气背道而驰，会有培养“专家”的嫌疑。“专家”这个词在当时是含贬义的。幸运的是，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来自北京，所以至少在周末还可以与家人团聚。可是这个周末却不行了。六位善解人意的中年妇女要带我们去五道口最近的几家商店逛逛，五道口是离学校后门不远的一个村子。
五道口有一家灯光昏暗的“百货公司”，里面除了蔬菜，什么都卖。我们买了几个薄搪瓷碗和上面有小斑点的瓷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去中国学生的食堂就餐了。在食堂就餐都用勺子，没有用筷子的必要。即便中国学生也用勺子，尽管他们在舒适的家中用的是筷子。在外面的大街上，我们还买了些苹果和容易剥的炒栗子。也许因为当天上午有人晕倒，下午陪我们一同逛街的人不少。不过，看我们的同学赵女士买东西十分有趣。卖豆腐的小贩推着自行车，车后座放了一个大柳条筐。她跟他讨价还价。买菜时她又挑三拣四。完了之后她就去幼儿园接儿子回家了。由于她在学习外语，所以一个星期去接一次孩子。
那天晚上，学院在操场上为学生和当地老百姓放映了一场露天电影。大约在五年前，也就是“文革”高潮期间，唯一能演的仅仅是江青搞的那八部革命京剧。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其他一些节目也可以演了，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就不受任何的严格控制。我们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海霞》。这是一部有点像摩西故事的电影。故事主人翁是一个孩子，她是在福建海边的一只篮子里被发现的，随后又发生了一连串死人的悲剧。海霞的父亲和不计其数的弟兄在恶劣的海上风暴中死去。他们为了国家，不怕苦、不怕死。她的养母也因莫名其妙的“困苦”而死去。她的叔叔被盘踞在台湾岛附近、“万恶”的国民党士兵所杀害。后来，人民解放军来了。他们帮海霞洗刷所有的杯子，跟她一起吃树皮草根煮的晚饭，消除了她对士兵的怀疑。从那以后，一切都变好了。我们是带着凳子来的，但是却不能坐着看电影，因为整个五道口村的人都来了，有的站着，有的坐在自己的自行车上。天下着雨，淅淅沥沥。小孩子们大喊大叫：“我们看不见！”于是所有的大人都自觉地朝旁边挪了挪。
运动会闭幕
周日下午，学院派车送我们进城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闭幕式。朱德老将军宣布：“运动会闭幕。”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对面的观众举起彩色卡片，组成强健体魄的图案；紧接着他们翻动卡片，图案变成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数千名运动员挥动着手臂从场上走过。他们按省排列，由身穿白色运动服的男运动员迈着正步在前面引领。闭幕式结束后安排了一场辽宁队对广东队的足球赛，结果是“友谊第一”的平局。由于“比赛第二”，所以比赛并没有什么进攻性，特别是在球门禁区。有不少球员摔倒在地上，他们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土。进球的球员会被吻，而他自己却似乎很内疚。
为提前庆祝国庆节，那天晚上外语学院举办了一场精彩的茶话会。精彩之处主要在于茶话会上的食品。有鲜黄的柠檬、献给祖国的粉红和绿色冷冻蛋糕、糖果以及牡丹牌香烟。所有学生都要演出节目。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先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事。当初真应当送我们到塞西尔学院去强化训练一个星期，学一些英国民歌和乡村舞蹈。朝鲜的学生全都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皱巴巴、蓝白相间的丝绸服装。女装胸前有一只大蝴蝶结，男服是做工拙劣、很古怪的三件套。他们组成了一支不错的合唱队，但朝鲜歌却唱得很难听。阿尔巴尼亚人穿得也很漂亮，但并不是民族服装。朝鲜的学生看起来好像是经过挑选的，而阿尔巴尼亚学生的外貌则差别很大。有几个长得出奇地漂亮，特别是其中一个莫名其妙地叫亚瑟的黑眼睛姑娘，其他人则不大中看。意大利学生唱的是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好的是丹尼尔拉的独唱《班迪耶拉·罗萨》，尽管唱到高音时她几乎是扯着嗓子在喊。英国学生毫无准备而且很尴尬，我们唯一熟悉的只有合唱《老麦克唐纳有个农场》。
周末的娱乐活动结束了。周一上午，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中文了。（吴芳思Frances Wood，大英图书馆中文馆馆长、著名汉学家。1975年9月到1976年8月，吴芳思曾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及北京大学留学，所以闲聊时，她也会谈起当时的一些趣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2000年，吴芳思将她的留学经历写成《留学北京》，在英国出版。本文节选自吴芳思的著作《留学北京：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经历》（王侃、张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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