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女孩：然而我是谁
阅读提示：一个表达接纳的拥抱，比任何冰冷的道德拆毁都要有价值得多。
撰稿/马莅骊
这是关于世界上第一个变性人的故事：1920年代的哥本哈根，一场偶然的角色扮演游戏，改变了画家埃纳（Einar Mogens Wegener）的一生。戏里，扮演埃纳的是小雀斑Eddie Redmayne，在全世界忙着恭喜小李子捧走奥斯卡小金人之前，他一度是有力的竞争对手。
因为模特儿的临时爽约，埃纳戴上假发、穿上丝袜、换上裙装，成为妻子格尔达的女模特。现实生活里的艾纳大凸脑门，平淡无奇，然而变成女人之后，居然千娇百媚起来。尤其在妻子格尔达的画笔之下，更有一种勾魂之态。难怪画家本人在第一次变身之后，忍不住感慨道：这一切可能吗？我居然如此美貌！
夫妻俩决定把这个恶作剧进行到底——格尔达带着女版埃纳去社交，并给她取了一个名字：莉莉·艾儿波（Lili Elbe）。可惜的是，莉莉入戏太深了，她再也不想做回那个埃纳了……面对妻子“可以让埃纳出来吗？我想要我的丈夫”的哀求，莉莉只是沉默而为难地频频摇头。她沉醉在这个新身份里，再也回不去了。她甚至不能正常地社交，也放弃了作画。
《丹麦女孩》的故事赶上了LGBT的热潮，尤其是同性婚姻去年在美国已经合法化，而变性人则是这个议题中最后的敏感地带。如果我们支持两个男人合为一体，两个女人缔结婚姻，那么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反对变性人。用法国女作家萨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有权利做任何事情，哪怕用自己愿意的方式毁灭自己——这种对于自由的极端表达，用来观照埃纳的一生却极为妥帖，对于女性身份的执着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31年他死于第二次变性手术。
莉莉追求身份认同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自我实现。或许，没有一个故事像莉莉的故事那样，将自我毁灭与自我实现紧紧相连。
然而，我们的身份到底取决于什么（谁）？
西蒙娜·薇依却在《重负与神恩》里表达了另外一种观点：“渴望是坏的并有欺骗性的，但是若无渴望，人们就不会寻求真正的绝对，真正的无限。”——埃纳渴望成为莉莉，成为一个能够结婚生子的真正女人。她的诚实如此可贵，她的勇气让人钦佩，然而她的悲剧在于，她只是想从自己的身体和对身体的感觉里寻求答案；然而一个人的自我永远不可能让一个人完全，何况，那不过是微薄而狂妄的自己。
所有的支持都可以被贴上平等自由宽容的标签；而所有的反对却只能基于一个理由：上帝创造的主权。站在这个立场，许多基督徒指责同性恋（当然也包括变性人）行为是犯罪；他们的指责或许符合圣经的真理，然而常常被认为不近人情、缺少怜悯。
其实基督教的伦理并不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学说，而是关于在上帝面前，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在于，太容易站定这个立场了；而这立场往往是某种道德的立场，却不是生命的选择。
曾经遇到两名在美国大学读书的留学生。一个高大帅气满脸羞涩，一个目光单纯得让人心疼，在同学之中，他们已然出柜——然而必须瞒着中国的家人。我不无担忧地想，他们在不久之后需要面临的挑战……面对这两个20岁左右的男孩，或是面对小雀斑Eddie 传神的表演，或是90年前一个变性画家飞蛾扑火般的故事，我的基督徒伦理观念，无论多么正确、多么强烈，却都只能沉默下来。对于他们，一个表达接纳的拥抱，比任何冰冷的道德拆毁都要有价值得多。
曾有人问我，我也曾问人：如果同性恋倾向是天生的，那么上帝是否公平？
诚然，我的故事没有莉莉他们那般惊心动魄，但一样要经历钉十字架、“出死入生”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我想上帝依然是公平的。至于那些怀疑上帝公平与慈爱的人，我只有企盼他们能够真诚、不懈地向他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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