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理想的代价有多大？
阅读提示：当知识分子的命运只剩下“活着”这两个字的时候，没人有资格要求他们继续当烈士。
撰稿/韩浩月
1942年，一个村里的小学校，附近几十里都没有水源。为了喝上水，校长养了头驴，驾着驴车天天翻山越岭去打水，给驴也起了个好名字，叫“得水”。养这头驴要花钱，于是校长以英语老师“吕得水”的名义，给驴得水申请了个教职，每月可领300块法币。
电影《驴得水》由开心麻花生产制作，多少给人一点迷幻主义色彩。这个故事的严肃性与批判性，遭遇了开心麻花式的喜剧与娱乐时代的营销，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化学反应。如同该片的宣传语所说，“讲个笑话，你可别哭”，这部电影让人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想哭。
多数观众都敏感地觉察到了电影究竟在表达什么——它在用喜剧的形式讲一个悲剧，悲剧的核心，就是文化人的命运。
不妨从片中的四位老师说起。这四位老师，基本代表了文化人的四种形象、四种风格。孙恒海是三民小学校长兼国文老师，学校的权力人物，为了发展当地教育，他周旋于上级领导与下级同事之间，用妥协与牺牲来换取生存；张一曼是会计兼数学老师，外在风情万种内里单纯如一，追求自由的女性，却在一个不尊重女人的环境中受尽屈辱；裴魁山是教导主任兼历史老师，这个角色很有意思，他的形象如同历史一样，常常翻脸不认人；周铁男是自然科学老师，教着最不受重视的课程，有着男孩式的盲目与天真，想要凭借自己薄弱的力量来捍卫道德的底线，却在子弹擦脸而过的震慑下，弯下了膝盖。
三位男老师中，周铁男最让人心疼。他穿着整洁的衣服——不像其他两位男老师那样，有着不同程度的猥琐，是个气质安静的人物，但只要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第一个挺身而出的总是他。周铁男代表了几个时代以来人们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理想化想象——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认为，能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保持优雅洁净生活姿态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能在邪恶黑暗的环境中，用自己内心微弱之光燃起公众希望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能在谎言遍地的时代，勇敢揭穿皇帝新衣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这些，周铁男都做到了，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坏时代，是没有好运的。当他们认为正义会战胜强权的时候，强权的子弹毫不留情地射出，把知识分子的尊严全部击溃。周铁男在惊觉自己逃脱了特派员的子弹后，弯膝跪地抱住特派员的大腿，只求活下去。这让人心头凛然的一幕，也使得观众无力对他的做法有批评之心，因为不忍，不能。当知识分子的命运只剩下“活着”这两个字的时候，没人有资格要求他们继续当烈士。
电影里的民国小学，构成了一个小社会。特派员和铜匠的闯入，打破了这个小社会的宁静。特派员带来了权力与金钱，铜匠则带来不安与动荡。这两个人把学校搅得天翻地覆，也恰恰验证了知识分子与官僚阶层和底层人打交道时的软弱与无力。学校的老师们没有别的追求，只想招到更多一点的学生，把校舍扩得更大一点，能按时拿到自己的薪水，这是他们的全部理想。他们是虚构了一头驴子冒充老师来领取一份经费，但这只是理想主义旗帜上沾染的一小点瑕疵，这个瑕疵因为特派员与铜匠的介入，越扯越大，最终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荒诞——不允许有理想的存在，哪怕是远在偏僻一隅的小小学校，也要将那点理想主义赶尽杀绝，这是整个故事最让人觉得悲凉的地方。
从技术层面看，电影《驴得水》不是一次成功的改编，因为它的舞台范儿仍然明显，电影感还是不足。但它的公映，却是国产电影在创作上的一次拓宽，是严肃题材的一次胜利。与开心麻花的第一部喜剧《夏洛特烦恼》相比，《驴得水》已不是单纯的喜剧，它让观众在走出影院之后，仍有思考，仍有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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