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十年
撰稿｜王 淼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19世纪50年代乃是其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十年，彼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共犯被捕入狱，戴着手铐脚镣离开彼得堡，开始了他生命中的西伯利亚阶段。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度过了平生最为沉重的十年，先是患上了癫痫，出狱后婚姻又令人失望，但他毕竟活了下来，不仅活了下来，还从最深重的苦难中崛起。美国传记作家约瑟夫·弗兰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卷命名为《受难的年代》，弗兰克将传主的作品与经历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在他所经受的磨难中寻找原因，在为他未来的伟大开辟道路之进程中寻找结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成为享誉世界的一代文豪，实在是与他的“受难的年代”分不开的。可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十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狱中岁月，另一个是出狱之后的岁月——监狱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一种极端痛苦的磨难中度过的，但是，处身在局促的牢房里，他依然过着“丰富的生活”，正是靠自身的资源，亦即自己的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能够忍受囚禁的折磨，不至于失魂落魄。出狱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他的初恋，然而，他的爱情生活如同所有那些充满了浪漫想象的文人们一样，与其说他爱的是一个女人，不如说爱的是一种梦想，当爱情陷入日常琐屑之日，也就是梦想破灭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陷囹圄，却从而获得了某种神谕的启示，并修正了早期的思想和信仰，只有失去自由，他才真正感受到“生命是一次馈赠，生命是一个福祉，每一分钟都能成为幸福的永恒”。他说：“我不抱怨，这是我的十字架，我该当如此。”
弗兰克首先从心理转变的角度，去探索聚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关键时期的全部心理、精神和情感压力。在弗兰克看来，监狱里的痛苦折磨是实实在在的，一方面是彻骨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是人格的屈辱与身体的摧残，它们不可能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心留下深刻的烙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监狱岁月——或曰“死屋岁月”，让他对底层民众的悲惨境遇有了切身的感受，让他对道德深度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触到许多过去难以接触到的底层民众，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们的关系，他过去虽然常常奢谈人民的利益，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反而是死屋的岁月，让他与俄国底层生活深厚的人性与基督性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产生了对俄罗斯普通人民的信仰。而要支撑这种信仰，他就需要在矛盾、非理性和不可能面前决不退缩，在丑恶与野蛮的外表下寻找并发现隐藏于其间的人性之光。
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说的那样，监狱从他身上带走了许多，也带来了许多；监狱不仅改变了他的观点，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信仰和内心——是孤独的监狱生活告诉他，自主的人格可以是生动的现实；而痛苦地等待死亡又给了他基督信仰新的超越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看到了这些信仰的道德本质，它其实就体现在俄罗斯底层民众的身上，而俄罗斯底层民众所体现出的，也正是基督的人类形象。于是，毁灭与拯救，受难与皈依，从此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思考的内容，也成为他此后小说的主题。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就此踏上了通往未来的伟大的道路，但他依然要以普通人的面目生活于凡俗的世间，他度过了五年与世隔绝、形单影只的生活，没有人可以倾诉内心，当一个女人走近他，向他伸出手，这一简单的事实在他生命中构成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婚姻生活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想象的那般美好，反而让他像一头套上挽具的牲畜，负重前行……正是这些描写让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平凡的一面，他跟任何凡夫俗子一样，并不成天纠缠于那些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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