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用火药只做了丹药和烟花？

撰稿｜郑渝川

　　你很可能听说过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拿来做丹药和烟花，而西方人却用来制造枪炮。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中国宋代开始大规模在军事上使用火药、火器，而众所周知，宋末元初，蒙古军队的攻城略地也采用了火炮。至元末明初，元朝政府军和各路起义军都动用了威力惊人的火器。在明末，无论是明政府援朝抗日的作战，还是明政府军和后金军队的对决，火炮、火枪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着重要战事的走向及结果。

　　那么，为什么到了19世纪30-40年代，清政府的军队却几乎不具备热兵器装备经验，作战协同水平还很低，在人数有限的英国远征舰队面前显得毫无还手能力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默里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系主任欧阳泰所著的《从丹药到火炮》一书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欧阳泰在书中通过翔实的史料依据揭示指出，古代中国早于西方在军事上使用火药、火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宋代到明代初年的古代中国，战争间隔期并不长，朝廷必须要配备火器部队，才能避免在重大战争中失败。而到了土木堡之变以后的一个世纪，古代中国迎来了和平稳定的周期，这降低了军事创新的动力。尽管如此，当后金崛起，倭寇横行，古代日本的军阀流露出对朝鲜甚至中国的觊觎野心，欧洲殖民者踏足东亚后，中国明朝又开始顺应时势进行军事创新。欧阳泰指出，在明朝晚期，欧洲人长时期保持了远洋海战和要塞修建的优势，但中国和朝鲜都训练出了能够娴熟适应火器作战、马战和步战的精锐部队，至少不逊色于当时的西欧军队。

　　有意思的是，有别于其他史学家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评价，《从丹药到枪炮》这本书将之称为“火药皇帝”，强调明太祖之所以能够打败元军以及其他义军，就因为火器的有效采用。尽管如此，欧阳泰也清楚地指出，无论是宋代、元代还是明代，中国本土的火器在军事中往往都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而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为在古代中国，都城、省城、要塞的城墙厚度往往超过10米，这是近代重炮也无法轻易摧毁的厚度，所以中国式古代火器的规模偏重于小型化，更多的是从宋军、明军克制草原骑兵的角度出发。

　　由此也很容易解释为何是西欧而非中国研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炮、巨炮？大炮、巨炮对于欧洲大陆上那种城墙仅限于2米左右的城市，具有摧枯拉朽式的破坏威力。特别是奥斯曼帝国以巨炮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战役，就改写了欧洲攻城的战术思想。这之后，由于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火炮（包括船载火炮和陆军火炮）的改良发展不断加快，从而很好地适应了欧洲中世纪末期到近代不断展开的战争。

　　真正导致中国火器全面落后于西方的时间点，出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清政府巩固其统治后，尤其是击败三藩、与进犯黑龙江的沙俄军队打成平手、收回台湾后，国内开始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平景象。承平日久，这对于这期间的中国民众当然是好事，但正如许多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因为长期和平，因而中国清政府无需进行军事技术改良，城防、海防水平也已经倒退到唐代甚至更早之前的水平。中流击水，不进则退，清政府的军事革新停止后，古代中国的军事防卫能力有了绝对性的降低，与之同时，欧洲还在大步向前的进步，这最终造成了鸦片战争及之后100年的国运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