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环境下的人性考量

撰稿｜王淼

　　1942年7月13日，巴黎被德军占领两年之后，生活在法国的犹太裔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自己的寓所被宪兵带走，7月17日，她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8月17日，她被送入毒气室惨遭杀害。从内米洛夫斯基被宪兵带走之日起，她的两个女儿开始了逃亡的生活，在逃亡过程中，母亲遗留的一只手提箱是她们唯一的精神寄托，虽然屡经危险，她们却从未放弃这只手提箱，因为其中装有父母的照片、家庭的证明文件，以及母亲留在世间最后一部小说的手稿——直到战争结束整整六十年之后，这部幸存的手稿才得以重见天日，这部珍贵的手稿，就是内米洛夫斯基尚未完成的小说《法兰西组曲》。按照她的设想，这部小说分为五部，截止到她被捕之日，她已在日益严峻的环境中完成了这部皇皇巨著的前两部，它们分别是《六月风暴》和《柔板》。

　　内米洛夫斯基是用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看待巴黎沦陷的，她在小说中以白描的手法展示自己看到的一切，为整部小说奠定了一种冷酷而又真实的基调。小说伊始即描绘出巴黎大逃亡的宏大画面，在内米洛夫斯基笔下，有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平民百姓，有乡村贫农，也有掉队的伤兵。这支庞大的难民队伍几乎堵塞了所有的道路，其中掺杂着飞机的轰炸声、儿童的叫喊声、父母的呼唤声，恐怖、血腥、悲壮，他们对自我的要求降低到生存的起点，个体生命丧失了尊严。内米洛夫斯基对人性的本质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当战争的阴影笼罩在法国上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其实都处于同一个起点上，他们每一个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如果没有战争，他们或许都是善良、普通的个人，但人性的自私往往只有在非常时期才会充分暴露出来，在严酷的生存面前，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公然撕下了自己道貌岸然的面具，一贯谨小慎微的平民则为了些许生活用品而相互撕咬、争夺，内米洛夫斯基最大可能地触摸到人性真实的另一面。

　　与我们过去经常看到的二战作品不同，内米洛夫斯基在小说中既没有丑化入侵者，也没有美化被入侵者，她笔下的法国人并不完全都是正义的化身，他们极有可能是贪婪的、自私的、懦弱的；她笔下的德国士兵也并非都是天生的杀人机器，战争对于他们只是一项集体事业、一种国家荣誉，他们同样有感情、有个性，甚至也拥有一定的艺术天分。从内米洛夫斯基留下的手稿注释中可以看出，她对战争所取的旁观者视角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追求，虽然她明白最终完成《法兰西组曲》的计划“将取决于周遭的事情如何发展”，但她并不想让这些因素影响到自己对于战争冷静观察的态度——内米洛夫斯基不想以仲裁者的身份对战争的性质做出判断，她只想以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来还原战争的原貌，这种客观的立场，使她对二战的描述具备了信史的意义。

　　当然，由于《法兰西组曲》没有最终结稿，而其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还在进一步展开之中，我无法预料小说的结局究竟如何。但正像作者本人所说的那样：“书本身就应当给人以未完的感觉……要让整部作品的主题统一起来，要简化整部作品，作品就应当在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的斗争中得到解决。无须表态。”这既使得小说有了一种开放性的结局，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