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中的书卷气

撰稿｜李怀宇

　　中国书画向来讲究文化底蕴。丹青中深含书卷气，是许多画家毕生追求的境界。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这是江宏心折之说。江宏的新著《醉眼看丹青》研究绘画史上名家与流派，深具学术功底，笔下也富有诗意。

　　江宏数十年对绘画史上的名家进行研究，因此深深地理解前辈的艺术精华。他自己的画作也富有高古之境，从艺术的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来印证前辈的心得，往往别有会心。

　　在分析绘画史上的流派时，江宏常从历史的广度上思考：“用审美的眼光来看‘浙派’，‘浙派’无法同马远、夏圭匹敌。从绘画史的角度来看‘浙派’，‘浙派’画家没有开拓的雄风，却具守成和发展的姿色。‘浙派’画家不及马远、夏圭的博大气质，但在精致巧密上的成就，补救了他们先辈草率的不足。也许‘浙派’画家们看到了董源、巨然的力量，领略了‘元四家’的风采，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文人画’的长处，所以，明代的‘浙派’在笔法的变化上更胜马远、夏圭一筹，构图也不限于一角半边，他们走出了南宋‘院体派’狭窄的天地，表现造化更得心应手，表达自己的情感更加自由。”在论及晚明的文人画时，江宏说：“明代文人画的发祥地在苏州，这是沈周、文征明以及弟子们建立文人画的根据地。‘吴门画派’在明代中叶盛行一时，是全国文人画的中心，但到晚明逐渐衰落。晚明的文人画，董其昌的影响最大，以董其昌为首的‘华亭派’，就‘派’的意义而言，远不及‘吴门派’，也许是董其昌的影响力超过了‘派’的界限，也许是因为‘派’的力量再也束缚不住文人的闲情逸致。然而，晚明的文人画家没有一个能够摆脱以‘文人画’为名目的‘派’。”反观“文人画”泛滥的时代，江宏认为：“晚明的文人画，虽然没有那种博大精深的力量，也没有明中叶文人画那种醇厚旷达的魅力，却也楚楚动人，后世那些徒有文人画技巧而没有文人素养的所谓‘文人画’是不能与其同日而语的。”

　　在反思“海上画派”时，江宏正视“绘画商品化”的问题：“‘海上画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毫无顾忌、名正言顺地把绘画作为一种社会需求而纳入商品范畴。名重一时，极有影响力的大画家，都是真正的职业画家。

　　江宏相信学习中国绘画史，观摩、分析存世的绘画作品，以获得第一手感性资料固然重要，而研读绘画史籍，从故纸堆里去认识、发掘绘画发展、演变的轨迹，也同样重要。因此，他多年对中国绘画史籍下过苦功，从史籍中汲取养分，不失为一种习艺方法。在《醉眼看丹青》中，江宏对十四部典籍的优劣短长皆有所论，是细读后的心得。

　　《醉眼看丹青》的后面收有江宏的三篇访谈录，颇见江宏的真性情。在“林泉高致”中，江宏的好友陈麦青说：“当年溥心畬收江兆申做弟子，每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就只是谈诗、谈学问，而不谈画。”江宏说：“溥心畬是个很懂画的人，且不说他画得怎样，但他真的懂画，这背后是学识。他和学生谈诗、谈学问，能从中了解学生的懂画程度，进而因材施教。如果对诗、对学问没有兴趣，对文化一无所知，我想溥心畬一定不会收这样的学生的。”朋友间的几句闲话，散发着丹青中的书卷气，读来如饮陈酒，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