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内争所消解的……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不算一个新题目，此前已经有大量经典著作问世，对于这一段的历史也有过多种不同解读。其中一个重要讨论主题是，为何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如此“创巨痛深”却没有立即推行相应的外交和军事全面改革，而是一直延沓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才举步维艰推进洋务自强运动。

　　西方汉学界对此有两种主流看法，一种将鸦片战争前后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观点归咎于儒家传统；另一种则认为清政府的对外守旧决策源于太平天国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和注意力转移。在吸收前述不同解释范式的基础之上，《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做出了别开生面且颇具学术野心的研究。作者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带来了巨大的改革动力，却被清廷内部政争所消解。

　　解释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外政策惰性的经典范式之一来自费正清，他的关注焦点是清帝国儒家治国观的持续影响。费氏认为，清政府晚期外交实际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对新世界大势无所感知。此前的清帝国对外关系主要倚仗朝贡体系（宗藩体系），其思想支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所以，当叩关而来的英国人出现在帝国外交视阈中，其自然的反应是将其视为宗藩体系的蛮夷来朝者，对其只有剿与抚，而没有意识到英帝国的到来将为帝国政治秩序构成终极挑战。

　　第二种观点出自魏斐德，他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将清政府仇外情绪的起源归结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疲于镇压太平军而无法顾及英国人的诉求。而仇外叠加清帝国注意力日益集中于镇压太平军，这种转变使原本相当开明的官员在回应英国带来的压力时，同样变得更加僵化和呆板，发生在广东的洋人进城之争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地方秩序接近崩溃的背景下，真正决定博弈进程的并非当地官员，而是掌握舆论和乡勇武装的地方文人士绅，他们极为仇外。

　　《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借助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和新颖考察视角，提出了另一种新颖的研究范式。作者将清朝在战后的外交僵化，归因于鸦片战争前后清廷的内部政争，并指出不同文人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不仅塑造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满清的外交决策，而且持续影响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

　　政争的病源之一是文人的党派性，以及外交政策讨论过程中“满人利益集团”和汉族文化精英之间的矛盾与博弈。“满人利益集团”在帝国儒家官僚机构背后发挥作用，同时从外部监督官僚机构，并消解着官僚机构对重要税收和官职任免权的控制。他们掌握着内务府、漕运等机构，任何战事都会直接影响其利益，所以这一派成为鸦片战争后议和派的中坚和领袖，汉族文化精英们则激烈地对抗北京的战后议和派。

　　作者认为，清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过于强调达成“共识”，以及对一些重大外交政策的讨论过于公开，从而无法催生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战略方针。尽管清政府经过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后创巨痛深，也开始认识到外交决策过程出现了问题，但却无法克服这些决策机制中的“堵点”和“痛点”，使得对外政策在不断纠偏和复归老路过程中反复摇摆。这也解释了，1840年重大败绩所带来的变革动力，为何被浪费——因为中央政府的政治制度或权力关系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内部争斗便无法消弭，中央政府政治体制的惰性从而成为改变外交政策的主要障碍。（撰稿 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