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乡村历史的一种旋律

　　2020年10月，在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会议上，评论家王尧提出新“小说革命”的命题，引发文学界呼应。12月，王尧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于《收获》杂志发表，或可看作是王尧对新“小说革命”所做的文学实验。

　　在《民谣》中，王尧以忧伤温暖苍凉，虚构记忆，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重寻民谣习得的年代，那是记忆的原点。”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码头边，14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最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故事就此展开。

　　《民谣》开头第一句：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就像电影《阿甘正传》片头那片随风飘起的羽毛，带我们走进主人公柔软的回忆里，也奠定了整个小说似水如诗的叙述基调。《民谣》以一个少年的成长经历为叙事基点，撬起的却是个人史与乡村史、民族史的暗潮汹涌：外公问题的悬而未决，奶奶从镇上到乡村的隐秘，王大头队史的撰写，勇子恋爱问题的受阻，同学余三小的因病离世，等等，这些看似彼此无关却又如蛛网般盘根错丝的细节，共同构成了《民谣》的斑驳世界。《民谣》中有故事，但波澜不惊；它从历史走来，也脱胎于每个日常；散曲民谣中包裹着唱不尽的人事变迁与世情冷暖。

　　长篇小说中，书名通常是通往其内部义旨的核心语词之一。民谣，顾名思义，是民间流传的歌谣，流行何种民谣，则与其特定背景不可分割。王尧认为：“《民谣》中的‘民谣’是关于乡村历史的一种旋律，一种声音。”这种旋律如丝如缕，余音绕梁，传递出幽眇空灵的历史之声。《民谣》中始终荡漾着一种哀愁不尽的情绪，开篇就写到了5月的大水使空气中弥漫着麦子发霉的味道，尔后又写到了少年王大头时好时坏的神经衰弱，住在阴暗老屋总是闭着眼睛的曾祖母，这些颇具文学意味的意象，都给人一种绵绵不尽的哀愁之感。

　　在《民谣》之前，王尧便已在多重身份之间游刃有余：作为学者，他是苏州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获得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作为散文家，他数十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出版多种散文专著，对汪曾祺散文炉火纯青的研究，使其文字氤氲着冲淡平和的文人气息。虽则不乏学理支撑与文学实践，但对长篇小说心怀敬意的学者王尧，一直在寻找自己经营的理想方式。从多年前一句广为人知的小说开头，到如今的面世成书，王尧用20年的耐心浇铸，磨砺一剑，终成20万字的厚实长篇。文体结构上，《民谣》分为主体四卷和杂篇、外篇，构成奇妙又意味深长的结构，赋予文本更高的延展特性与阐释空间。语言叙述上，作为汪曾祺散文的研究专家，王尧对语言的运筹极为敏锐自觉。

　　《民谣》的出现或许不是偶然，在先锋文学早已式微的今天，《民谣》却作为丰富而异质浓厚的多元体，以其在语言和结构上的探索，接续了先锋文学的基因。作家阎连科则如此评价《民谣》：它重建了小说之根基，也推开了小说变革之门窗，在整个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它像贝聿铭在卢浮宫直立起的那座现代金字塔，是传统之入口，亦是现代之出口，而每一个从那入口、出口进出的人，爱与不爱大约都要在那驻足观望一阵子。（撰稿 焦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