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脍炙人口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一种一贯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强调，革命的高潮期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眼前，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革命低潮期，革命的火种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它呈燎原之势却可能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自红军诞生开始，红色就是革命的专用色，它是火焰的符号，是星星之火的火种，在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著名党史和军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出版的这本新书，就试图书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背景下的中国，红色火种如何在沉沉黑夜中成功燎原的历史。不同于以往的中共创建史研究，这本书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开始，写至1929年古田会议，于这个时间段的纷繁历史中厘清主流、主线，来为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解。

　　为什么是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因为正是这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被彻底拖入灾难的深渊，中国与侵略者以及内部各阶级的矛盾激化了，革命的火种乃应运而生。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仿佛在黑暗之中点燃了一支火炬，为中国的革命照亮了前程。在20世纪初国际与国内、外部与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中国共产党在众多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的党派中脱颖而出，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找到中国复兴之路。

　　那么，这本书又为什么以古田会议结束？因为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实现了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当时，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党指挥枪、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的意见。从古田会议开始，由党指挥的红色军队开始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而指导我们党从弱小开始壮大并走向最后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逐渐成形。

　　正如刘统所指出的，毛泽东的特点在于：每当中国革命处在一个转折的初期，毛泽东都拿出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是马后炮，而是当大家站在十字路口，对形势还没看清楚，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他提出一套理论、方针和办法。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是正确的，他的办法是能打胜仗的。在红军初创时期，土地革命战争的低潮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那在乡间田埂上遍地燃烧的野火，日后将呈燎原之势，烧遍整个中国。（撰稿 徐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