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古代多样性文明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傅罗文（Rowan K. Flad）和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陈伯桢合著的《古代中国内陆：景观考古视角下的古代四川盆地、三峡和长江中游地区》一书，将古代四川盆地、三峡地区以及两湖（长江中游）地区的200多个早期遗址，包括名满国内外的三星堆、金沙，石家河、曾侯乙墓，以及三峡地区鲜为人知的先民聚落进行了梳理分析，探寻这些地区在被古代中原王朝纳入稳定统治之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轨迹。

　　傅罗文教授在中国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多年，长期致力于研究早期中国如何发育、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形态，对于古代中国各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变化，生产、祭祀活动的相互关系，中国早期社会的墓葬的宗教、文化、政治观念，中国早期社会中的动物角色等课题有深入研究。而陈伯桢副教授与国内多个学术机构，在成都平原共同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计划，研究成都平原自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至青铜时代三星堆文化的过程中社会复杂化的情况。

　　四川盆地中唯一一片广阔的平坦土地就是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利于耕作和定居，但在早期文明存在的较长时间内，因为岷江等河流会定期造成洪灾，所以定居者们被迫在成都平原北麓发展文明——到了三星堆时期以后，被称为古蜀国的文明开始转移到成都地区，这表明当时的人们控制水文活动能力发生了转变，这也为后来建造都江堰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相比之下，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原文明的联系建立更早。考古发现，长江中游最早的定居、生产陶器的农业群体，距今约为公元前16350年-公元前12490年。而在公元前7200年前的城背溪文化（位于今天的湖北省宜都市），遗迹更多。越往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痕迹越多，且不同文化之间都存在承继关系。湖北北部南阳盆地周围的新石器遗址经考古分析，与中原早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存在联系，而江汉平原、洞庭湖周边的相关遗址则带有相当显著的地方考古文化特征。很显然，这样的异质性后来也成为荆楚文化的重要特质。

　　三峡位于四川盆地和长江中游低地之间，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是长江在燕山造山运动（约1.9亿-1.3亿年前）形成的结果。该地区的早期遗迹与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长江中游地区的早期文明都存在联系。湖北西部和重庆市的相关研究人员，认为古代的“庸”和“巴”正是三峡地区古文明的传承者。

　　古籍记载，古巴国颇为好战，甚至到了战国时期，还在组织发起对楚国的战争（这之后，巴国和蜀国都被秦国所灭）。而在此前，庸国被巴国所败。巴国在与蜀国、楚国进行战争的同时，也通过鱼和盐两大要素维持着国家发展。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人口密度很低，不存在大型聚落（这与当地的资源相对贫乏、生存环境相对恶劣有关），而在青铜时代以后，很可能出现了成都平原人口向三峡地区的迁徙（比如征战失败导致的被驱逐），也产生了大量墓葬，两地陶器组合的相似性有助于证明这个推论。

　　而今开展的考古挖掘和学术研究，只能初步揭示四川盆地、三峡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已有证据表明，商人在上述地区发展到中原文明的商、周时期十分活跃，起到了推动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而巴国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就在于能够获得盐矿资源，以为其频频发动征战的条件。（撰稿 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