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对家族内部犯罪的裁判逻辑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人们发生活动、冲突乃至犯罪行为的主要场域之一。在职场出现之前的前现代社会，对于绝大多数平民来说，家庭和家族几乎是他们长期生活的唯一场域。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使得司法格外关注家族内部的犯罪行为，并借助刑罚规范伦理秩序。魏道明教授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留心摘择清代各种刑案汇编资料中关于家族内部犯罪的案例，在此基础上，着意总结在涉及此类犯罪时，清代各级法司的裁判标准与推理逻辑，形成这部生动而简洁的《清代家族内的罪与刑》。对现代读者来说，即使无暇通览卷帙浩繁的各种刑案汇编，也能从这本书中一窥清代法律对家族秩序的规训。

　　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化特征几乎是学界的共识，反映到清代对家族内部犯罪行为的裁判上来，就是判断的依据不是罪行本身，而是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尊卑关系。从《清代家族内的罪与刑》中的众多案例中，我们又能看出几种不同的情况。

　　其一，相同的罪行，犯罪者与受害者不同，量刑截然不同。简单来说，就是尊者侵犯卑者，刑罚轻；卑者侵犯尊者，刑罚重。其二，共同犯罪中，对犯罪者的处罚轻重不分主谋与否，只依尊卑身份。其三，没有直接参与某个伤害行为，其亲属也有可能受到刑罚，甚至子贫不能赡养父母致父母自尽、父母殴打不听教令子孙时自行跌毙，相关子孙皆会受到刑罚。

　　关于家族内部的犯罪，清律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明确规定允许亲属间互相隐匿犯罪行为，《清代家族内的罪与刑》认为，这符合现代民主法制精神，在中国古代法制中堪称奇迹。然而作者统计了关于“容隐”的案件42例，其中只有1人“容隐”的权利得到了法司的认可，实际上形同虚设。与此同时，与亲属关系相关的另一项制度——“缘坐”，却得到了严格的执行，甚至被严重扩大化了。缘坐即族刑，规定一人犯罪，刑及亲属。与容隐一样，“缘坐”也只是刑律中的总体原则，其执行并非一成不变，适用范围和量刑轻重往往视情况而定。

　　如此一来，法司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裁决难度无疑会大大增加，显示了清代刑罚首要追求的是维持社会伦理秩序，而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则不会优先考虑。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刑罚的目标如此清晰，为什么还会出现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呢？

　　其实，《清代家族内的罪与刑》已经给出了一些提示。由于刑律对以卑犯尊行为的处罚规定过于严酷，对一些没有主观过失的犯罪人按律判决实在有违人情，这时候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夹签声明”制度。在审案时，审判者发现情有可原，可以在依法判决的同时，注明可原的情节，由皇帝最终决定是否减等处罚。本来，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且基本都是卑幼杀伤一类案件。但在实际操作中，审判官员为表明维护伦常的决心，严格按刑律判决，同时又夹签声明，把难题抛给皇帝。这样，官员有沽名钓誉之嫌，而对皇帝来说则是巨大的负担，以致乾隆帝终于有一次大为恼怒，斥责刑部：“该部为执法之司，岂可有意从宽邀誉，独以刻核之名，归于朕耶？”乾隆当然意识不到，他的苦恼正是因为只有他拥有最终裁决的权力，他的意志高于刑律本身，司法官员无论觉得按律处罚多么不合理，都没有权力，也没有其他途径来弥补和纠正。（撰稿 李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