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之际的儒学争鸣

　　马勇的《中国儒学三千年》试图以简明儒学通史，为政治文化史做思想奠基，副标题“3000年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密码”也说明如此。儒学史乃是理解古代中国政治、社会秩序与民族性格的思想基因的必然路径。在本质上，这与沃林格探寻秩序的历史，有某种近似。儒学本质上是建立、维护和延续秩序观的思想系统。无论是仁还是礼，无论经学、玄学还是理学，都是各种关于秩序合法性的解释学。只不过，它们在先秦、两汉、魏晋及宋明各期，有不同理论侧重与关切。

　　孔子曾自谓其治学奥秘在于，一以贯之。马勇此书也试图从儒学各分期的断裂中找到连续性。那就是历代大儒不断承续与更新，不断追问与争辩。《中国儒学三千年》通过对各时期各学派观点阐述，对诸多大儒进行思想述评，勾勒出一种路线图与序列表。作者围绕儒学分化、论争与融合，显示同异之辨，古今之争，和而不同的儒学全景。宋明之际，或许更好显示了此种风貌。一方面，它展现儒学发展的稳定成熟，同时也揭示了儒学的衰变因素。在我看来，这也是集大成发展的必然效应，它试图将一种作为伦理学的儒学上升为真正的实践哲学，同时补充更为系统的宇宙观与认识论。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儒学发展与西方复兴古典，有某种类似逻辑。如宋初儒学开启了质疑经传的思潮，意欲回归先秦古典，结合政治现实，探讨微言大义，抛开汉唐繁琐传注。“大凡有创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能抛开经典的传统解说，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重新阐释传统。”所以，才有理学以性命道德之学为核心的著述。周敦颐的“心性义理”融合佛学揭示人性本体，《太极图说》吸收道教无极、主静，以《易》的太极范畴，构建宇宙生成论与人类发展论。张载则发挥天道说，主张以“气”为核心的一元论宇宙本体。“穷理尽性”就是不断道德反省，改变气质之性。程颐则区别了理与气，认为气只是理的派生，理乃是天道本原。人欲与天理相对立，需要遏制，这是从宇宙观反推而来的伦理观。

　　在我看来，儒学史包含了两种面向：一是治学层面的经义研究与注疏，二是实践层面的政治治理与教化。作者试图揭示两个面向的内在统一。经义研究实质是为建立、争夺解释学层面的正统观，它在理论上为治理正名定序。理学心学则超越传统经学，深入心性，走向道德与政治实践。王阳明声名远扬，在于兼得二者，既发展陆九渊的学说，又有平定匪乱的事功。这意味着大儒不只于思想言说，还要有政绩。他的地位，更在于超越学派师传的自我悟得，乃自足之儒。自求于心，不向外求，致良知，心即理，万物一体之仁，多是对《孟子》《大学》的集大成发挥。同时，借鉴禅宗旨趣，使理论简化直入，更易习得。他是通变之儒，“并不局限于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不必过于关注儒佛之间的异同，而是要求其是者而学焉”。

　　宋明大儒们的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争夺主流阐释的“学术争鸣”。马勇详尽展示出他们的各种交锋，大致可概括为路线与主义之争。譬如，如何阐释天理、人欲、气命，能否借用援引佛道思想资源，如何将治学与治理实践相统一？但它始终有一主线――以道德修养维护秩序的第一原则。这个秩序是无限推及的，从人伦到物序，再推及政治、宇宙秩序。他们大多围绕如何将道德自然化这一问题，它是从理学到心学的核心关切。（撰稿 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