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

　　浙江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研究讲席教授伊爱莲主持编译的《上海之声：二战时期来华犹太流浪者的心声》一书。这本书的文字取自档案馆、私人收藏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社团在上海主办的报刊，记述了在沪犹太难民的心声，文体包括信件、日记、诗歌和短篇故事，再现了他们艰难跨越语言文化、信仰体系和民族传统的障碍而努力谋生的心路历程。

　　书中收录的文字的作者大多名不见经传，其作品也无法做到所谓“载入史册”，但这并不能因此下结论说他们的记述没有意义。

　　他们记录了那个时期一个复杂的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最错综复杂的都市社会（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语）。自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以来，当地发展为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聚集着50多个国家居民的都市。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就有犹太人迁徙到了上海，到了20世纪30年代，其规模已达6000—7000人。

　　犹太人在当时的上海办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上海拥有庞大的中外文出版业，本身就有报刊行业；而上海的电影业当时也相当发达，居民已经习惯去电影院收看国产新片以及引进的好莱坞大片。再加上咖啡馆文化，这让犹太人能够快速地融入到上海的市民文化之中。《上海之声：二战时期来华犹太流浪者的心声》书中列举谈到，安妮·维廷在书信中说，“只要挣钱多，就能在上海过上欧式生活，而忘掉这里是亚洲。上海有最漂亮的公寓，这里有别墅、公园、剧院、电影院、音乐会、艺术家，还有带屋顶花园的美式百货商店”。

　　1937—1938年，上海的实际控制已经转为日本，但在1941年12月之前，工部局仍然是租界的管理者。工部局一定程度上试图阻挠犹太难民进入。而犹太人只能寻求规则的漏洞。

　　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迅速营造了包括出版、戏剧和广播在内的文化生活。这显现了犹太人的文化创造力，以及上海民众对他们的包容性。犹太难民相当程度上为上海的多元性所感叹，埃贡·瓦罗在《是的，那就是上海》诗中宣布“现在我们（也）在此处”。犹太难民多聚集在虹口地区，当地在1937年曾被日军猛烈轰击，因而需要重新修缮、改建和重建，犹太难民不无乐观地建起了或恢复了出租公寓、咖啡馆、餐厅，重现了虹口的咖啡馆文化。

　　这种战争中的“稳态”繁荣，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宣告结束。大部分犹太报纸停刊，在沪的许多犹太记者因而失业。而犹太社团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削弱了这一族群的创造力和适应性——在沪的犹太人、犹太社团之间发生矛盾，其实也不难解释，许多犹太人较早到来，属于俄国或伊拉克籍；而陆续到来的原籍德国或波兰的犹太人，彼此之间必然难以抑制矛盾的生发。

　　书中收录的许多文字，对中国，特别是对上海民众饱含深情。约斯尔·莫洛泰克在《上海》一诗中直言不讳地说，相较于犹太难民，日占状态下中国，老百姓苦苦煎熬，处境更加艰难。诗作中描绘了公共租界的心脏地带南京路到处是广告、酒吧和灯饰，还有拉黄包车的苦力，但这只是为富有的中国人、为西方人而设的，也是为当时占领上海全境的日本人而设。对于苦力为代表的中国底层民众而言，无论跑得多快、多么勤奋，都始终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撰稿 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