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公共的独白

　　法国文学里最有名的一通电话，莫过于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的结尾。主人公在西贡时的那个情人，那个不得不屈服于宗法轶序的男人，终于鼓足勇气，打来这一通越洋电话：“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在安妮·埃尔诺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女孩的记忆》中也有一通电话，当主人公透过通讯录查到她五十年未见的情人H的电话号码时，她“在恐惧和渴望之间徘徊，仿佛面临着一种通灵体验”。最终，她的手指停在按键之上，没有拨出那一通电话。似乎那种过于戏剧化以至于显得喧嚣的永恒，那种用故去的，仿佛被冻结在琥珀里的爱救赎现实人生的好莱坞桥段，已不再适合我们这个世纪。

　　我们不知道埃尔诺是否对《情人》有所致意，但同样是从一张张照片出发，同样是以个人经验为薪柴，杜拉斯的小说包裹在稠密的叙事线条之中，有着繁复的修辞花纹，作为灵感来源的图像，被作家个人化的，极富魅力的文风掩起来，就如同深井中的淡淡月光，井的存在，那密实的砖块及为砖石所砌出的深邃的精神空间，让这小说成为一个如玉雕般圆熟的艺术珍品。相较之下，埃尔诺的小说远没有那么华丽，甚至显得灰扑扑的，其内部延展出的时空，也不追求绵长、厚重、煽情。《一个女孩的记忆》聚焦于主人公安妮· D从1958到1960三年的记忆，但埃尔诺并没有准备写一部拥有线性结构的小说，相反，她让叙事者展示了她赖以还原记忆现场的材料：照片、信件、谷歌检索结果，故她的书写，介于“私小说”与社会研究之间，趋向于零度，没有陷入“私小说”常见的忏悔与自我美化的二重奏。《情人》的结尾受到大众喜爱，却遭评论界酷评，原因之一就是那流俗化的浪漫腔调，无形中削弱了小说的力量。

　　《一个女孩的记忆》避开了这些问题，采取更中立的视角。存在一个正在书写此文本的“我”以及被书写的“她”，透过书写，“我”与其说是看见了“她”，不如说是从那行将湮灭的记忆中剥出了“她”，就像从一艘锈迹斑驳的渔船上剥出海浪。这是一本关于自我书写的书，不单单是一个作家的自我书写，也是一个女性的：前者发生在精神的畛域，她想透过哲学与文学将自我与原生家庭划分开，摆脱自己杂货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后者则发生在肉体之上，把1958年的那个安妮· D卷进去，又把她打开。

　　最终，她需要重新寻找自我，并成为安妮·埃尔诺。《一个女孩的记忆》也关涉这种“成为”，这使得记忆不再可靠，尤其是关于青春期的记忆。1959年的安妮· D逐渐意识到1958年的自己不会去思索的阶层问题，仿佛被塑封在餐盘里，向上呵气只是让那些水珠越聚越大，直到坠落。对于安妮· D，写作赋予了她穿透这层塑封的力量，但穿透并非刺破。不过，如今已成为作家的安妮·埃尔诺并没有付诸道德说教或简单的感伤：她的写作朝向记忆成型的可能。而她的技艺在《悠悠岁月》中达至顶点，变成复杂如克拉尼图形的集体记忆，于时代芊绵的琴弦下成形。《一个女孩的记忆》则更个人化，情节更单纯、集中，适合新读者进入埃尔诺的文学世界，而透过不断地让书写成为疑问，这一场公共的独白得以被完成，并为我们看见。撰稿｜谈程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