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者的“黑镜”或花园

　　正如“理想国”那样，“乌托邦”这一名字早已超脱了其原来的意义，成为了言人人殊的一个词语空间；也如同“理想国”一样，寻回“乌托邦”一词的原意或底蕴这一行为本身，在这个以科技与文明著称的新时代，其意义不减于之前的任何世代。

　　郝春鹏的《乌托邦十讲》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为底本，在十讲言简意赅的细读与分析中，意欲通过关键词的对比、语言的解剖、思想的勾勒以及历史的演化，还原《乌托邦》本身所富的多重含义：莫尔的人文主义，“乌托邦”与思想史、政治哲学之关系，以及人类通过文学发挥对美好和黑暗的最高想象力的底蕴。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以复兴古典文化并创造现代文学思想为己任，莫尔的《乌托邦》自然也不例外，故所谓的“乌托邦”，既是现代人的“花园”（和“乐园”）想象，反映着莫尔对中世纪“伊甸园”和柏拉图“理想国”的再创造；同时，它也是现代人最早的“黑镜”，“乌托邦”从一开始便也是“反乌托邦”。

　　“乌托邦”自然有两面性，郝春鹏发掘了这一作品及其构筑的理想城邦的一种特性——文学虚构性。作者莫尔绝非作品中的对话者莫尔，这一通信/回忆/对话体作品的文体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学术文章，而是具有鲜活质询和转述性质的柏拉图式类小说文本。《乌托邦十讲》点出了当时莫尔对古今之变的把握，比如人性中的“骄狂”。

　　这便是《乌托邦十讲》所托出的《乌托邦》之底蕴的一种：人文主义者莫尔虚构的这一“乌托邦”空间，既是“黑镜”也是花园，如何看待则在于个体视角是否足够丰富。所谓的“黑镜”即“反乌托邦”。“反乌托邦”将一切美好的祈愿通过貌合神离的场域建构达到解构和反讽的效果。“黑镜”这一意象反映的正是人的欲望、寄托、科学进步的诉求等等在政治、道德、科技的实践中适得其反，走向了对立面。

　　“乌托邦”诚然是一个自由但封闭的早期现代社会，其内里充斥了隐藏着的不和谐反人性因子。但如果我们仅以现代人的视域去理解，认为莫尔通篇都在反讽“乌托邦”，那与我们仅以现代人的视域去认为莫尔通篇都在赞颂“乌托邦”，其实是同样的幼稚而偷懒。莫尔的“乌托邦”是人文主义者的“黑镜”，但在另一层面上也是“花园”，甚至是柏拉图主义的天鹅之歌。《乌托邦》中译译者戴镏龄在商务印书馆版的译者序中将莫尔与柏拉图对立起来，认为莫尔某些论点的深刻性是柏拉图远不能理解的。这一看似拔高莫尔的操作，却恰恰中了莫尔批判的现代人的“骄狂”的圈套。莫尔与柏拉图一样，既通过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城邦”之“理想”的说法对自己的建构进行了反讽，又始终展望着现实中可能贴近的“花园”，通过批判和建树的双重方向，来为健全的政治哲学添砖加瓦。

　　《乌托邦十讲》一反之前中译序言中过度毁弃前人思想成果的说法，建立起了学术的真传统，这也是莫尔本人及《乌托邦》的底蕴，并且是乌托邦人切实贴合莫尔自己想法的理念：对学术劳动的高度肯定和人文主义共同体的美好期待。“花园能让我们摆脱现在的市场逻辑……也就是重新找回那个所有人都遗忘的苏格拉底问题：人应如何在世生活？”撰稿｜陆浩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