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里的癖与异

　　蒲松龄将“志异”作为故事书写的趣味，这是汉魏以来小说家的悠久传统。蔡九迪所著《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梳理了关于“异”的话语、解释和意义。全书关注三大故事主题：癖好、性别错位和梦境。它正好对应蒲松龄书写的痴、异与现实感。正因有大量情痴、恋物之癖，才化生大批精怪、灵异之事。“他叙‘癖’故事不同并非在于对物的拟人化，因为《聊斋》故事中的主人公常常会爱上他们癖好之物的人格化身。”而梦境，实质却有更深意义——它提供兆言与证言。前者是预示，后者是佐证。志怪故事里的梦，大多都具有感应、介入现实的功能。如《石清虚》中的石头，具有人的名字身份和道德人格，石成为姓氏，清虚暗示气格，前提是这些在梦中显现。梦境实质是沟通“异”与现实的通道。异事可转化为历见的真实，而达到异与史的化约。

　　蒲松龄具有实验性写作的端倪，他不只在研究故事可能的意向性。重要的是，他还试图并置相互冲突的价值立场。《鸽异》形成了嘲讽的双向性，既写痴迷鸽子者的一叶障目与资源错配，也说明庸俗之人毫无欣赏能力。这种暧昧是聊斋故事的诱人之处。大量写“癖”的故事，到底是一种病态上的成瘾，恋物？还是心理上的其志一也，忘情专情？蒲松龄的故事解释与评判，似乎略有“双标”。有些故事，他是放在晚明性灵、唯情的思想潮流里去褒赞的。“癖好的泛滥被大肆鼓吹为自我表现的最高形式”。如石清虚(石头)和邢云飞(爱石者)之间如知遇求报的关系：人为石甘折阳寿，石为知己宁可自碎。癖，可成为文人苦闷寄托，重情象征；也可演变为媚雅之人的掠夺，其“刻画了癖的强迫性结构:欲望，占有，失去”。

　　然而，蒲松龄也有从商业主义、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反讽和戏谈的一面。换言之，他的品评是细分多元的。好赌好色，固然是大多小说批判劝诫的放纵行为。但蒲松龄还揶揄了一些雅癖，如对弈、读书、爱菊。我想他旨在戳穿那种自我麻醉、呆迂不能自醒的精神教化，文化催眠。《黄英》和《书痴》中，“令痴迷者震惊不安的是，菊花精与书精似乎乐于戳穿其本身固有的联想义。”黄英乃菊花所化，她本该最理解隐逸高洁的精神符号。但她却卖菊谋利，发家致富。这暗示她对马子才安贫固穷的不满，也是对菊花文化符号的消解。而书精颜如玉使书生勿读，最后诱引了藏书被毁的结局。《棋鬼》中书生见棋，忘生忘死，“然癖嗜如此，尚未获一高着”。嗜棋者依旧一手臭棋，正如郎玉柱以书为命，还是考不中功名。

　　女扮男，男化女，女中丈夫等故事，则是性别错位造成的异。作者揭示性别转换，既不对等，也不均衡的历史语境。女扮男，往往成为家族喜事与孝行，抑或是担负起道德责任。而男化女，大多被视为妖异。所以，《人妖》里，男扮女装者被去势，最终被改造成了男妾。“该故事所表达的更多是马万宝机智而富有成效地恢复秩序……吊诡的是秩序的恢复只能通过最为极端和不可阻挡的性别越界的方式来完成。”蔡九迪看重蒲松龄精神层面上的“越界”探索。癖，意味着超出常态，溢出限度的偏执。异，标记了对常道、正统、秩序的僭越意义。梦境则是对现实和虚构的超越。变异，首先由变易而来，变易则必然存在转化。它既可能是交互的，抑或单向的；也可能是失衡的，或均衡的。这些可能性，都将促成故事价值的极大兼容与多元暧昧。撰稿｜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