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是诗词大家，也是治世能臣

　　1179—1180年，在十个多月的时间里，辛弃疾担任了湖南安抚使。当时，湖湘大地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辛弃疾决心做好对百姓的扶绥，整治官场。

　　为此，淳熙七年（1180）春，他下令湖南诸州以官府储备的粮食招募民工，浚筑陂塘。这种做法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以工代赈，可以比较有效地缓解春夏青黄不接的缺粮问题，而且陂塘有利于灌溉，且能防止小规模的水患，可谓一举多得。

　　为改善湖南的治安，辛弃疾积极弹劾省内贪腐官员，还大力整顿地方豪民大姓统领的地方武装，创制湖南飞虎军，致力于根治湖南的治安、民生、武备问题。

　　在新出版的《辛弃疾新传》一书中，宋史专家辛更儒梳理史料指出，辛弃疾打破了当时很多官员在治理湖南、湖北、广西等地时采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做法，而是深入研究湖南治理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包括饥民、边民生活无着引发的动乱问题，以及武备空虚、地方武装林立造成的扰民等问题。

　　在古代，除非王朝末年，否则封疆大臣编练军队，一定会引发君主的强烈猜忌。辛弃疾在湖南编练飞虎军，行事磊落，花费、编练诸多具体情况通过报告和图册悉数呈报给皇帝，赢得了后者的认可，这是非常罕见的。

　　为了满足湖南的治理需要，尤其是新建飞虎军的开支，避免因军需加大民众负担，辛弃疾还尝试在湖南采用酒类专卖。当然，这项举措本身在当时也引发了较大争议，被同僚攻击为与民争利的做法，后来被宋廷叫停。但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出辛弃疾无论在当时，甚至放置到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都算是非常杰出的地方治理官员。

　　实际上，辛弃疾仕途总体并不顺利，但在有限的主政地方任上，他都总能贡献出杰出的政绩，尤其善于“救火”，也就是挽救崩坏的政治局面，稳定地方，使得民众重新安居乐业。1172年，他奉命出知滁州。

　　辛弃疾为了重建滁州地方和民众的发展能力，确立了宽征薄赋的政策，通过上奏朝廷获准免去当地民众此前十多年欠缴的官钱，然后免去当年的税赋。《辛弃疾新传》书中指出，辛弃疾意识到，滁州连年兵灾、水旱灾害，财政困窘，所以要发展，就必须减轻负担，让官民共同轻装前行。

　　为了促进商贸繁荣，辛弃疾制订了优惠政策，鼓励商旅前来，规定凡在滁州经商者，赋税比照旧额减少百分之七十。为了振兴商业，辛弃疾修复了滁州城内颓败不堪的酒楼酤肆，还加建了供士人、商旅休息的邸馆。

　　这些举措都不复杂，但有条不紊地予以推行，在地方有限财力、有限事权的条件下能够比较好地实施，从而很短时间内让地方面貌焕然一新，这当然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辛弃疾绝不仅仅是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几乎是个完美、全面到了极致的“六边形战士”：在军事上，他曾创下五十骑闯进敌营，在数万人众目睽睽之下，劫走叛变投敌者，并快速摆脱追敌，急驰而归，慨然献俘的奇迹；他的军政大略，虽然屡屡被南宋君臣轻视，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人看来，都是完善成熟的谋国之策；他不仅能献策、征战，更是文臣中难得一见的实干家，体恤民情，政绩卓著，我们甚至可以用“王安石+凯恩斯”来对他的地方治理政策进行概括。撰稿｜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