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是“海派之祖”吗？

　　谈起近现代海派绘画名家，一般都会把赵之谦（字撝叔，号悲庵）排在前列的，其他如虚谷、任伯年、钱慧安、吴昌硕、黄山寿、蒲华等，英英如云，均属学擅渊源、领风气之先的大家。不过针对赵之谦，至今仍存争议。不是对他的成就有争议，而是对他被称为“海派之祖”的提法有争议。

　　让我们先看看相关的记载：1908年，张鸣珂的《寒松阁谈艺琐录》由中华书局刊行。书中记载了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330余画人传记。还把海派绘画的成因、海派画家的结社情况作了交待，可谓清代最后一部断代画史。可全书没有一处提到赵之谦与海派的关系。再看1920年刻板刊行的《海上墨林》，在赵之谦条目下有“时游滨沪，墨迹流传、人争宝贵”等记录，但在邹涛的《赵之谦年谱》和张小庄的《赵之谦研究》中，均无法证实赵之谦有过“时游滨沪”的确切记载。还有清王韬著《瀛壖杂志》和清葛元煦著《沪游杂记》等书中，均有许多沪上书画名家的记载，却无一字提及赵之谦。赵之谦是花鸟画大家，也是书法、篆刻大家，如果确曾引领过海派画风，实属海派之幸，遗憾的是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史录。

　　回头看虚谷、任伯年、吴昌硕、蒲华（均非上海本地人）等，哪个没有长期寓居上海、鬻画为生的经历？唯独赵之谦没有这方面的痕迹。至于钱慧安、胡公寿、王震等，本就是上海人，自然可归入正宗的海派画家之列。

　　问题出在赵之谦为“海派之祖”的提法，并非国人首创，而是“舶来品”。其始作俑者，为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其在光绪七年（1901）初版的、起初并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美术史》中，把赵之谦和海派绘画作了无缝对接，称其为“海派之祖”。其实赵之谦确有两次（1862年、1872年）途经上海的经历，他在1862年致傅艾臣的书札中，曾提到过“由温州航海入沪，由沪航海至登州（山东）”一句，但也只能证明他曾短暂停留上海而非长期“寓沪”，和海派书画群体并无实质性接触，更谈不上位列“领军人物”之类了。

　　稍加推论，大村西崖的观点，恐更多是从艺术风格和自己的喜好上考虑，对流派的梳理可能并不严谨。另外，那时的日本美术界与沪上美术家时有往来，有些日本画家还到上海拜师。如此种种，想必在对赵之谦的学术认知和海派定位上，也产生了某种助推效应。1925年，大村西崖又出版了《东洋美术史》，列举晚清海派绘画名家时称：“咸丰、同治，至光绪间，最有名之画家，当推沪上三熊。其次有钱杜、赵之谦”，但仍坚持“赵之谦之山水花卉，出自八大、石涛，为今日海派之源”的立场。从取法、风格面貌与影响力诸方面，将赵之谦再次推上海派之峰巅。1926年，潘天寿出版了《中国绘画史》，似乎又强化了大村西崖的观点：“会稽赵撝叔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已属特起，一时学者宗之。”出版时间与大村西崖的《东洋美术史》仅隔一年，不能不让人产生是受到了大村西崖影响的联想吧？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海派的画家或学术界，会认同大村西崖这个日本人的观点吗？我只能用四个字回答：靡有不服。道理很简单，赵之谦虽然只活了55岁，但其才能太突出了，而且非常全面，与海派注重以书入画的“金石气”画风可谓不谋而合。所以争议归争议，让赵之谦当海派名义上的领袖，海派并不亏，甚至大大加分，这就叫“靠作品说话”和“身谢道隆”的范例啊！撰稿｜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