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纪德的变化之书

　　过往时刻罗列眼前，如同纸上的折痕般清晰。1895年，安德烈·纪德在散文诗集《地粮》中写下：“家庭，我憎恨你！”写下这个惊世骇俗的警句时，他所反对的，正是常人孜孜以求的幸福时刻。一家人在如豆的昏暗灯光下劳作，母亲缝补衣物，孩子在父亲身旁学习。面对这温馨的场景，《地粮》的叙述者只想带上那被绑缚在书桌旁的孩子逃离。他们的逃离并非从一个家逃向另一个家，而是从灵魂深处毁弃家庭这一概念，进入一种自愿的无家可归状态，就像水一样流动，拒绝被纳入任何固定的形状之中。

　　纪德并不讳言《地粮》受到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影响，只不过，这本书更贴近所谓世纪末的精神。我们甚至能够在《地粮》的诗行中听到纪德的友人、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的回声，他们同样蔑视庸俗无聊的市民阶层的日常，同样渴望在艺术抑或思想的领域发明一种真正的超越性。纪德之后对左翼思想的兴趣正来源于此，他窥见了激进思潮的美学价值，当你眺望这些思想时，它们就如同云彩，而一旦这云彩下降到地面，成为日常，化作教条，你便会在这思想烟雾缭绕的内部迷失。由此，作为纪德的早期著作，《地粮》既可以被看作是一本有关疾病的书，亦能被读作一本痊愈之书。它的素材来自纪德1894年在北非的旅行。这次旅行标志着纪德精神的第一次转向，这一转向塑造了那个最广为人知的纪德的形象：个人主义、追求享乐与自由，有时论者用“颓废”这个词形容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王尔德。但王尔德的创作生命并没有越过那困住他们的世纪末，纪德却笔耕不缀，直至1951年去世。他出生时的世界与他逝世时的世界的差别，几乎像是月球与地球的差别。在19世纪末，那些非人道的灾难还只是一种隐约的预感，但到20世纪50年代，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灾难已然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历史记忆。

　　纪德在象征主义的余晖下开始创作，但他对自己内在世界的深入剖析却不再属于象征主义的范畴。在小说领域，纪德借着《帕吕德》一书开启了20世纪法国小说技术的革新之路，不过最直接深入地呈现其精神发展历程的作品，当属他的日记、自传与散文诗。这中间，散文诗主要包括1895年的《地粮》与出版于1935年的《新粮》。

　　纪德并非大众作家。《地粮》初版时只印刷了500册，但在一战后，人们普遍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失望，这本书由此在法国读者中风靡一时。不过，纪德并没有为《地粮》迟来的成功感到欣喜，1927年，在为重版的《地粮》做序时，他认为：“这是本超越、求解脱的书，人们却把我深锁其中。”事实上，在《地粮》结尾，纪德就借书中叙事者之口告诫读者，合上书页，忘记书本，寻找生活，重建日常……这些才是重中之重，为此，甚至《地粮》这本教导他们如此行事的书本身也应该被遗忘。因为一旦反叛成为一种教条，一种为反叛而反叛的执拗，那么此种反叛就会由于失去其作用对象而变成一只空转的轮子。终其一生，纪德都在反叛那困扰他的诸多秩序：家庭秩序、道德秩序乃至帝国主义统治的秩序，他的反叛并没有沦为一种不可更改、不可撤销的律令，数次精神上的重大转向证明了这一点。他践行了自己奠基于《地粮》与《新粮》之中的思想，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不断打破边界，重塑边界，不断学习如何忠实于自己，亦通过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这个世界。撰稿｜谈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