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一度落后的地图视角

　　郭亮是上海大学伟长学者、上大美院教授。这位长期关注于视觉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的学者，这次将视野投向了地图,在探寻明清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度落后的原因时，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披露，在洋务运动之际，哪怕清廷召集大员，学习西洋工业之法，开机器、造枪炮，甚至编练海军，但仍然不重视海图。此前，则更甚！“清代所建立的国家海防体系是一个海图与文本逐渐剥离的系统，清中后期时，无论皇帝还是大臣们几乎都习惯从文字中了解事态的发展，以至于海图到了后期越来越成为一种象征的图像。皇帝批阅奏折时，很可能看不到相关舆图，而地方的海（防）图只在一线指挥官手中。”

　　回看大航海时代序幕拉开之际，中国却突然退出——郑和下西洋等行动戛然而止。按照作者的说法，则是“1433年的大撤退”。而回看《郑和航海图》，与西洋海图有所不同。比如缺乏比例尺的概念，将波斯湾口小小的忽鲁谟斯岛夸大许多倍。作者认为，从艺术表现力上看，中国古代舆图早已有比较写实的自然景观和地质地貌呈现，这说明中国古代制图者并不缺乏制图技巧。也就是说，中国舆图与西方当时所绘制的地图有截然不同的呈现，根本原因在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

　　中西当然也有相同之点。

　　在当年的葡萄牙、西班牙来说，海图往往是机密文件。1504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推行“胡椒垄断”计划时，下令将所有航海资料保密。“要想得到一张航海图是不可能的，因为国王敕令，任何把航海图送往国外的人应处以极刑。”当年一名意大利特工人员在卡布拉尔由印度返回后曾如此抱怨。

　　而在中国来说，何尝不是如此？例如明代负责管理测绘的是钦天监和兵部职方司。钦天监要进行重大测绘事项，必须要经礼部上奏皇帝批准。当然，明代地图中，多数是大陆为主者。郭亮所著书中，展示了彩色的绘制于1389年的《大明混一图》和比利时制图师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绘制于1587年的《中国地图》。两相比较，即能看出，还是《大明混一图》看上去较为清晰且接近真实。“素以科学制图闻名的欧洲制图术为什么在这幅地图中失去水准？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欧洲制图师此时还未到达中国，他们的中国图形是来自各种描述而非实测！”郭亮如此写道。实际上，在奥特利乌斯绘图之前的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广东沿海就曾遭遇战事。时年56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驱逐佛郎机（葡萄牙）人。此时，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已占据屯门周边若干年。当时，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曾登上葡萄牙船收税，而获悉有多年在船上的中国人杨三等三人，已经“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于是何儒秘密派人与这三人联络，“谕令向化，重加赏赉”，使得这三人秘密乘小船上岸，并帮助明朝地方如法炮制葡萄牙式的铳，最终明朝对阿尔瓦雷斯“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在郭亮看来，当年葡萄牙舰队能够行至中国，肯定是在他们的海图指引下完成的。

　　写作此书，令郭亮总结出：海图与海权关系紧密，近代航海强国均是海图测绘强国，海权的获取与国家的强大息息相关。作者最后写道：“历史上，海权在全球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影响力。……海图即是世界。”撰稿｜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