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里的政治智慧
阅读提示：原本被视作城市管理顽症的广场活动，今天已成为城区社会治理的有效助力。
记者｜应 琛
荧屏上开启“热舞时代”，荧屏下的观众跳舞也成健康新时尚。这些年，从小年轻，到白领，再到中老年朋友，申城市民们对于舞蹈的热情，日益高涨。
其中，“广场舞”一直是近年来的热词，尽管充满了争议，但仍处“高烧”蔓延时期。要问广场舞有多出名，有多少中国大妈对它情有独钟？你看——就连英国著名的刊物《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都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拯救中国跳舞大妈》的报道。文章称：大量的人，尤其是大龄女性，在城市公共场所跳舞越来越常见。早上和傍晚，她们开着扬声器，在公园里或者广场上练习跳舞，谈天说地，也带点炫耀的成分。在这被称作“Guangchangwu（广场舞）”的活动中，情歌跟西洋风格的歌曲最受欢迎。其中，凤凰传奇的歌曲是广场舞爱好者的最爱。
“广场舞之热，在于群众需求旺盛；广场舞之争，是否仅仅因为当前公共空间有限？若能在公共开敞空间，开展井然有序的文化活动，不失为一个满足市民群众文化需求、营造城市文化氛围的好途径。”就在广场舞活动饱受争议之时，闵行区却“专挑硬骨头”，思考启动市民文化广场系列项目。
截至目前，闵行区在市民广场上已耗费了整整5年的心力——100个市民文化广场设施改造、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办法推进、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组建、“金平之夜”广场文化节等，闵行区实现了从被动地应付广场文化活动引发的问题，到主动思考、平衡广场文化活动的管理与突破，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而5年间呈现的最大变化是原本被视作城市管理顽症的广场活动，今天已成为城区社会治理的有效助力。
谋定而后动，多管并举
在上海闵行区漕宝路吴宝路路口，有一个开阔的花园广场，这是周边几个小区共用的花园，内有健身步道和不少健身器材，花园最中心还有几块错落有致的圆形小广场。
晚上六点半不到，五六十位大妈已分成近十排列队站好，伴着节奏强烈的音乐声响起，她们便整齐地跳了起来。领舞的老师站在最高的地方，一边喊着“手心手背”“三遍四遍”，一边示范容易搞错的动作。
除了最早一批跳上的，还有周围好多候场围观的。大家急匆匆吃好晚饭，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位于七宝镇镇政府门口的文化广场上，几乎每天雷打不动。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如今的文化广场一样，形成这般浓烈的氛围感，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
有段时间，只要提到广场舞，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跳舞的人，往往强调它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而由此产生的噪音，又让附近居民不堪其扰。
为了化解“广场舞”难题，上海闵行区先行一步，从“硬件”和“软件”着手，有效地进行引导，尝试市民自我管理方法，力求破解之道，形成了颇有特色的“闵行模式”。
早在5年前，闵行区文化管理部门就开始关注和扶持广场舞。
区文广局局长杨继桢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居住的小区，一到傍晚，大妈们就在门口停用的喷水池中跳舞，做操，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可是有一次他发现，居然连续好几天没有人来跳舞了，一问领头的大妈才知道，因为那几天正是高考，她们自觉地偃旗息鼓。杨继桢被感动了，他说，闵行区200多万居民，老百姓有自己健康的娱乐活动，而且自觉地管理好自己，政府也有义务来解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资源供应不足的矛盾。
闵行区位于上海地域腹部，辖区面积达37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60万人，另有数十万流动人口，全区各类群众活动广场（场地）200余个，广场文体活动团队3000余支，每个广场少则几支，多则十几支团队共享场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其中，粗略估计，广场舞大妈总数在20万左右。场地资源显然跟不上20万大妈们的需求，不同团队争用一个广场引起的“内部矛盾”、因噪音引发的“外部矛盾”时有发生。
闵行区文广局群文科负责人江莉莉告诉记者，文广局通过前期调研发现，群众开展广场文化活动需求甚旺，尽管广场公共空间有限，但群众更愿意集中在周边的广场上活动，而全区的广场空地利用率并不高，“与此同时，大部分广场、空地缺乏基本的硬件设施，如灯光、音响等，既给广场文化活动带来安全隐患，也降低了广场使用率。”
因此，2013年，闵行区把市民活动需求旺盛的100个场地改造成了市民文化广场，并列入了当年的政府实事工程。为了确保项目的普惠性，改造哪个广场、改些什么项目，全部由社区说了算。
江莉莉强调，改造不搞大拆大建，不搞“景观工程”，广场上竖起了红色的广场形象标志立柱，配置了灯光座台、太阳能灯、便携式户外拉杆电瓶音响等设施。硬件设施的改进有效盘活了广场的文化活动空间，也唤醒了市民群众对该项目的认同度和满意度。2014年，闵行区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该项目进行绩效后评估，其评估成绩位居当年实事项目首位，无论是问卷调查还是基础数据统计，都佐证该项目能有效缓解闵行地区广场文化活动所引发的纠纷与问题。
大妈化身群文新力量
100个文化广场的改造，激活了区内文化资源的存量，扎扎实实缓解了供求矛盾，让更广泛的市民受益。而这只是管理部门“收编”广场舞的第一步。
“因为通过前期的调研，我们还发现，不少广场活动团队自我管理能力突出，在协调与周边居民及其他广场团队的纠纷上颇有心得，在社区群众中也有一定组织力和号召力。而参与广场文化活动的人群开始年轻化，活动形式愈加丰富，艺术水准有所提升，日渐成为新时期群文活动的新载体。”江莉莉表示，广场作为一个开放平台，人流量大、活动类型多、人群驻足时间长，拥有吸引市场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潜在优势。
于是，文化广场采取社会团体管理运营的模式，打造“政府引导、社会管理、群众参与”的公共服务管理新机制。杨继桢表示：“政府作为基层文化管理部门，要从台前退到幕后，从‘什么都管、亲力亲为’到‘管放结合’，在把握发展方向、制定发展策略的前提下，让出更多舞台和空间给各类社会力量。”
2014年5月，由全区各广场文体团队骨干、志愿者、企业、广场物业、居委会代表们组成的“闵行区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正式成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广场协会拟定了文化广场3个等级的星级评价体系，只有在“零投诉”“举办文化活动”“开展公益演出”等12个评分项目中积分达到90分，才能在每年综合评价中成为五星级团队。而五星级团队，不仅能获得更多的展示机会，还可以获得文化部门的“文化大礼包”：艺术培训、健身指导、文化活动观摩、团队扶持经费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全区的文化广场还联手签订了《市民文化广场公约》，明确提出“限区域、限时段、限音量”。
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更新，效果是显著的。2014年底，闵行区举办首届社区广场舞大赛，这是百个文化广场改造完成后第一次全区性的广场文化活动，也是“闵行区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的一次“试运行”。活动吸引了70余支广场舞团队报名参赛，闯入初赛的团队有67支，计1500人。
今年46岁的罗欣，是闵行区众多广场舞大妈中的一个，也是协会成立后新吸纳的成员。据她介绍，当年入围决赛的广场舞团队，是采用微信投票的方式产生的。为了能进阶决赛，罗欣和大妈队员们也学起了年轻人，在微信上拉票。最终，在30支入围决赛的队伍中，罗欣带领的“航华罗欣舞蹈队”和闵行区“舞动青春”舞蹈队两队都闯入了大赛前十名。
艺校毕业、曾当过舞蹈老师的罗欣，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去跳广场舞，“可三年跳下来，广场舞成为了我生活中的最重要部分。用我老公的话说，那是我找来的不赚钱的第二职业。”
现在每天下班一到家，罗欣顾不上扒两口饭，接近五点三刻，就会急急赶往小区附近的社区活动广场，因为那里有百余名大妈在等着她。一到广场，一群大妈们围上来，热络地说个不停。很快扩音器中欢快的音乐响起，大家自觉列队，跟着她翩翩起舞。
“跳得好不好，动作是否专业，其实真的不重要，要紧的是大家开心，犹如孩童过家家一般，要的就是那种自得其乐的感觉。”每个月，罗欣都会给其他大妈排一到两个新舞蹈。当遇到有比赛或演出时，她便会挑选出“颜值高，身材佳，舞技相对较好”的大妈们组成20多人的队伍去参加。
在2015年的第二届闵行区社区广场舞大赛以及上海市第一届广场舞大赛中，罗欣组织的舞蹈队分别取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好成绩，“上海市的决赛在东方明珠塔下进行，当天我们队的成员个个都热情高涨，舞出了自信。”
在江莉莉看来，文化团队多由群众自发组成，社区文艺爱好者因着同一个爱好走到一起，开展活动、自娱自乐，这种原生性决定了大部分的文化团队有着较好的“自治基础”，“‘管好自己的队伍，守好自己的摊子’是优秀文体团队的立足之本，几乎每个文体骨干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心得。”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此前一次闵行区文化团队参与社会治理情况调研座谈会上，有文化团队负责人指出，近年来在区文广局及各街镇文体中心的引导下，团队参与社区活动频繁，而能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对团队本身的地位与发展很有帮助。
2015年9月，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建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强调要加强对广场舞活动的规范管理，结合实际制定人性化、针对性强的广场舞活动管理办法、活动准则或文明公约，将纳入当地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罗欣说，音乐响才有跳舞的气氛，但广场跳舞扰民又不行，要长久跳下去，两者必须取得平衡，“做了领队，自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有教舞的责任，更有不扰民的责任。我时常琢磨着对策。比如用镇上发的特殊喇叭，声音会小很多。再比如拿着分贝器测量，音量控制在70分贝以下。”
罗欣眼中的广场舞大妈们既有集体观念，又有荣誉感。“我们也渴望在舞台上亮相。其实我们跳广场舞的大妈们都希望能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展现自己，之前我们还说要争取跳上央视春晚呢！”
如今，闵行广场舞大妈已经化身为区内群众文化的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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