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刚：坚守环保梦
阅读提示：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富士施乐在生产链的源头就考虑到产品的循环利用，而不是等把机器和耗材回收进来以后才做这件事。
撰稿｜埃莉诺
穿着短裙高跟鞋的办公室lady，笔直地站在复印机或打印机跟前取文件，纸张上留下了迷人的香水味，这是很多人熟悉的办公情景。但另一番图景很少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中：在城郊的电子垃圾回收村，聚集着成千上万的鼓粉盒和喷墨盒等耗材垃圾，散发出刺鼻的异味，工人忙着清除残粉和残墨，这些耗材经过简单翻新以及加工，又悄然流回销售市场。
很少人会想到，一台复印机会成为健康杀手，因为它可能充当着循环污染的载体。而回收处理这些电子垃圾，尽可能利用电子垃圾产生再生资源，正是富士施乐大中华区总裁徐正刚坚守的梦想所在。
揭开“垃圾零填埋”奥秘
办公室淘汰的旧打印机复印机、旧硒鼓墨盒，如果落到没有资质的回收商手里会怎么样？无论是随意丢弃、填埋或焚烧，还是用不正规的手段拆解，遗漏的废粉残渣都会造成对土壤、对水、空气的严重污染，而被污染的环境不仅会对附近的居民造成直接的毒害，更可能成为农作物等食物链的污染源。
这些电子垃圾的命运有没有第三种选择？
徐正刚认为，使用过的产品是宝贵资源而非垃圾。富士施乐于2006年底在苏州建立了整合资源循环系统，专门负责将中国大陆回收的使用过的打印机、数码复合机及耗材等产品进行再利用及再资源化。
在资源回收系统中，富士施乐会将销售给客户的设备和耗材，在其使用到报废或是无法再维修时，从全国进行回收，并集中运抵苏州的资源循环工厂——富士施乐爱科制造（苏州）有限公司。“我们向客户承诺将使用过的设备耗材回收。但回收的耗材，不是简单清洗后，重新组装就能用。我们会将所回收的产品和耗材进行彻底分解，并通经过严格的检测，将具有和新品同样质量的零部件进行再利用，最后经过检查合格的耗材投入租赁服务市场使用，并在产品外箱上注明个别部件为再利用部件，以明示客户；其他不能再利用的耗材零部件连同拆解的设备被分类成约56个类别送到循环处理合作伙伴进行进一步处理及再生利用 。”徐正刚说。
使用过的产品和耗材进厂的第一件事是称重。除了记录它的总重，单台设备在拆解前后都要逐一进行测重，把测得的数据都输入到电脑里进行管理。
在工厂车间内，不同的激光打印机、一体机、复合机被按照机器的型号码放排列，整齐有序。据工作人员介绍，工厂将回收的产品进行分类、拆解和清洗，所有零部件按照56个种类实行彻底的分拣归类，如拆解成铁、铝、透镜、玻璃、铜等原材料，并划分为再资源化和再利用零部件两类。这些零部件在出货时要再进行一次称重。
“回收进来的东西是100斤的话，通过回收利用之后还是100斤，这样就达到100%处理。”徐正刚说。苏州工厂于2010年实现了“垃圾零填埋”的环保目标，目前其废旧设备和硒鼓的再资源化率达到99.9%。
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富士施乐在1995年在日本率先设立资源循环工厂时，产品的回收利用上每一步投入都很大。“我们经过多年摸索，每一步走过来都很不容易。比如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什么材料可以再利用，只有通过不断的试错才能找出来。”徐正刚说。
此外，对使用过的耗材拆解清洁，这个工作很脏，一开始很多员工不愿做，公司为此费了很多心思。“苏州厂在建厂初期就获得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认证及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以确保工作场所的环境安全。我们每年为员工做体检，确定这项工作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不会有影响。当然我们也很注重劳资关系，尽量让员工工作得比较愉悦。”
自2008年启动至今，该整合资源循环系统累计处理废旧产品及耗材已超过 5100 吨，由于对零部件的循环再利用减少了新资源的使用，因此大幅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资源循环”需要坚守
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富士施乐在生产链的源头就考虑到产品的循环利用，而不是等把机器和耗材回收进来以后才做这件事。“我们在研发环节考虑到产品的循环利用，把产品结构设计成易于拆解的，并且采购适合再生利用的零部件，用再生塑料之类的可再生材料制成，用的墨粉也是能低温融化的，降低了能源消耗，保护了环境。”
徐正刚认为，“资源循环”的理念必须贯穿在产品生产每个环节，从第一步开始就要设想到。如果企业在研发环节不加以重视，不去投入，等回收遇到问题时再进行结果管理，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困难重重。
解决了拆解技术上的难题，目前资源循环系统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于回收。
“由于回收是最大瓶颈，目前苏州工厂的回收处理量还非常少，还远远没有满足其设计产能。”徐正刚表示，虽然苏州工厂2008年1月启动运营至今已有7年时间，但截至目前，并没有达到筹建企业初期时所预计的经济效益。
造成回收成本居高不下、回收难的主因有两点，一是富士施乐的用户遍布全国，使用后的废旧设备散布在中国各个角落，虽然富士施乐的目标是争取实现所销售产品100%回收处理，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覆盖全国的物流企业可以进行回收配送。二是客户对废旧设备的处理意识地区差距明显，一些用户或渠道商并不愿意将废弃产品交给厂家进行处理，而是将这些废弃产品处理到二手机市场以获得利润。
但徐正刚并不焦躁，富士施乐在日本的整合资源回收系统也用了8年时间实现盈亏平衡。“一个优秀的企业必须具备强大、友好和愉悦三点，这也是富士施乐的“优秀企业”的理念。对环境友好也是友好的含义之一。因此，资源回收利用产生的成本，我认为是企业业务开展过程之中所必须承担的成本。”
作为销售公司，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承担了报废产品回收过程中所有发生的费用。同时，进行资源循环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一部分也是由富士施乐（中国）承担。
“如果我们不做回收处理，这些成本支出就不会发生，几亿日元会作为净利润体现出来。但是我认为，作为一家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应该对价值链的整个过程负起责任，要把上述的费用作为工作的成本来应对。”徐正刚说。
随着近些年中国关注CSR及环境保护的人士越来越多，富士施乐的苏州工厂得到了中国有关方面和相关人士更多的关注，整合资源循环系统也成为富士施乐向社会展示的很好的窗口和样板，苏州工厂也获得多项殊荣，如苏州市首批循环经济示范企业、苏州工业园区环境教育实践基地、园区清洁生产企业及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等。同时，由于富士施乐在CSR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与其他企业的品牌差异化。
环保是一种习惯
《新民周刊》：我们看到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连连获得社会各方颁发的“可持续发展”奖，因而感受到您有一个伟大梦想，就是将CSR即“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贯穿于产品研发、生产、客户使用、产品服务等每一个环节，由此树立百年品牌，让企业可持续发展。请介绍一下你们的“CSR就是经营管理”这一理念。
徐正刚：我认为，企业经营的根本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对于可持续社会的构建，很多企业是把它当附加的业务来做，单独设立考核指标，但我们是把它作为业务的一部分，融于我们的研发生产各个环节。
我们CSR理念贯穿在生产各个环节，在研发环节，我们把产品设计成节能，碳排放较少，易于回收的。在生产环节，我们采购零部件时会注重“社会责任采购”。得益于研发环节的投入，在销售环节，我们能为客户提供更绿色环保的产品，比如碳排放可视化技术，让客户清楚了解办公环境中的碳排量。我们不仅提供产品，很多时候是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改变工作方式，简化流程，实现节能减排。我们还会说服客户将废弃的墨盒交给我们回收，可以循环利用。
《新民周刊》：可以解释一下“社会责任采购”么？
徐正刚：这一点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们会考察供应商有没有建立CSR体系，对供应商的要求是4M2S，包括man（员工管理）、machine（生产设备管理）、method（生产方式管理）、material（原材料管理）以及space（生产环境）、system（工作流程）。以员工管理为例，我们会看他们有没有遵守《劳动法》关于劳动时间的规定，有没有强迫员工超时工作，有没有向员工支付合理报酬，还有现在联合国很关注的一点，有没有非法雇用童工。在原材料方面，我们会考察供应商使用的原材料是不是包括有毒有害物质。
我们在深圳、上海等地的工厂都要做到这些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的供应商也做到。只有关爱员工，正确处理生产废弃物，努力减少碳排放的企业才能成为我们的供应商。我们有250多项对于供应商的审查项目，不仅会电话问询，还会派人上门查看，并帮助其加以改善。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会把它们剔除出供货名单。曾经有一家中国大型零部件供应商，用有毒物质生产，被我们抽查到，就停止了它的供货资格。当然，我们也会帮助供货商，比如和它们一起筛选检查原材料，免得它们买到假货上当。我们也会帮一些企业做好劳资管理，要求它们合理付薪，如果劳资关系紧张，激起员工罢工，我们生产线也会受影响。
要生产出环境友好型产品必须做到源头管理，仅作结果管理产品是不会好的，供应商不是专供富士施乐的，他们也向其他公司提供产品。令人高兴的是，在得到富士施乐认可的供应商是可信的。 它们做到我们的要求以后，往往产生“溢出效应”，得到我们的认可，其他企业的单子也会多起来。
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做符合企业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要实现可持续社会构建这个目的，仅仅依靠自己公司是不够的，需要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这些相关方包括股东、供应商、客户、员工等。
《新民周刊》：企业在追求利润和追求环保节能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很多冲突，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徐正刚：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企业要做的是保持平衡。不同企业做法不同，有些会把利润的一部分用于CSR。我认为要想清楚企业是为谁存在的？企业是为社会，为利益相关方存在的，要为利益相关方提供价值。股东也是利益相关方，股东获得了回报，企业也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方，为员工、客户、供应商还有整个社会创造价值。如果企业只顾赚取利润，会被其他相关方、被社会抛弃。
我们把企业的利润投入到资源回收利用上，这方面增加了很多成本，代价很高昂。首先物流体系投入很大，要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客户办公室回收耗材，我们不能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所以要把自己的利润投入进去。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并于2015年将复印机和打印机纳入管理目录。我们很早就已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和相关单位一起制定了拆解处理方面的标准。
《新民周刊》：在你的倡导下，富士施乐（中国）主动地对公司整体业务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做了重新审视，对上海、深圳、苏州三家工厂开展了土地使用调查工作，调查结果有没有反映一些问题？
徐正刚：大概在五六年前，社会开始关注企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多样性的危害。质疑是源于一些企业对污染物排放不控制。当时关闭了很多高尔夫球场，因为球场使用的农药会污染环境。所以我们主动和NGO组织的专家合作，委托他们调查我们的生产对生态是不是有影响。他们取样工厂排放水做实验分析，调查了厂区及其周边的植物环境以及植被上的生物，判断生产对这些植物生物有没有影响。最后结论是没有影响。他们还列了一个清单，告诉我们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优先要做什么。
《新民周刊》：你努力将CSR行为延伸到富士施乐的员工和家属，提倡他们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以及关爱地球的行动，具体有哪些做法？
徐正刚：我觉得如果CSR不能落实到员工层面，是没有效率的。我们在很多细节上都注重环保，比如午休时间关灯、关空调，节约用电。在每年地球日，我们会关灯一小时。每个办公室都有纸张使用目标，提倡节约用纸，减少资源损耗，每年还会开展植树活动。还有减少公车使用，降低碳排放。在零部件进口环节，我们尽量选碳排量少的交通工具，能用火车、货轮的情况就不用飞机运输。我们在苏州的工厂还捐助了当地的养老院。我们成立了CSR委员会，每个分公司负责人都会参加，定期做一些讨论。
《新民周刊》：富士施乐向江西、甘肃、云南、河北、重庆等地捐建了多所小学，还向多所高校捐赠办公和教学设备。你是如何思考这些公益项目的？有没有抽空亲临捐助现场？
徐正刚：确实如此，我们捐助了6所希望小学。我有时间也会去现场看一下。有一次我们邀请捐助学校的师生到深圳工厂参观，他们没有到过大城市，没有见过海，他们对一切看到的事物都非常好奇，这次经历帮助他们开阔眼界，获得对大都市强烈的感性认识，这比单纯捐助意义更大。不过今后我们不会捐助更多的希望小学，因为中国社会不断富裕成熟，这方面的需求不再强烈。我们以后的公益活动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想帮助弱视人群，为他们提供大字版教科书；另一个是修复古籍，我们曾经在日本帮助京都的古寺修复具有400-500年的历史的古籍，以后可以为中国的寺庙做这些事。
《新民周刊》：环保理念可以渗透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请你设想一下，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在衣食住行各个环节中践行环保？
徐正刚：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不乱扔垃圾，坚持垃圾分类。我住在东京住所的社区对垃圾分类执行很严格，比如一个矿泉水瓶子要分三类，瓶盖分一类，瓶身分一类，瓶身上的包装纸还要分一类。在日本垃圾一共要分几十类，如果是大垃圾，还要付费处理。中国垃圾分类现在一般只分三类，未来肯定需要更精细的垃圾分类。还有就是不浪费粮食，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光盘”的意识，环保可以从日常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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